郑连斌:绘制中国人的体质地图

首页 > 教育新闻 > 新闻阅读存档/2021-01-07 / 加入收藏 / 阅读 [打印]
郑连斌在云南西双版纳调查八甲人体质情况。八甲人人口仅一千多,2012年划属傣族。(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20年年底的这段时光,对于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郑连斌来说颇不寻常。在刚刚度过了72岁生日后,他在上海人类学学会学术年会上荣获了2020年“人类学终身成就奖”(又称“金琮奖”)。作为这一殊荣的获得者,郑连斌的纪念浮雕将被永久镌刻在复旦大学江湾校区“人类学终身成就奖”纪念墙上。

    不过,更令郑连斌欣喜的是,在度过了因疫情而蛰伏的大半年后,他终于带领团队又一次出发,到湖南麻阳采集了湘西苗族的体质数据。此后,又与广西取得联系,于年底前赴防城港市,开展计划已久的京族体质调查。

    下村寨、爬高山、入森林、越河流,为各族群进行体质调查,绘制中国人的体质地图,这是潜心民族体质人类学研究的郑连斌保持多年的工作常态。近四十年执着坚守,栉风沐雨风餐露宿,他带领团队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建立起中国各民族体质人类学的完备数据库。

    与体质人类学结缘

    1983年的一天,从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的郑连斌“泡”在图书馆里看书。当随意翻到一本《中国八个民族体质调查报告》时,他眼前一亮。这本由复旦大学和上海博物馆专家在云南及周边地区做了8个民族的体质测量后写的书让他动心了:“这项工作我也能做。”他随即联系复旦大学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教授夏元敏,开启了民族体质人类学研究的科研“长征”。

    “8000元,这是我的第一笔科研经费。”郑连斌回忆。上世纪80年代末,他用这笔当时堪称“巨款”的经费,花了三年时间跑遍了内蒙古110多万平方公里区域内的所有民族聚集地,对蒙古族进行体质测量。火车、汽车、马背,是他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弯角规、直角规、马丁尺,是他行囊中的常备工具;干燥、风沙、严寒,是他每一段路途中形影不离的“伙伴”……在这样艰苦的研究条件下,郑连斌开展了国内首次全面针对蒙古族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完成了对四个民族青少年生长发育、营养状况、优势眼以及眼部特征、耳部特征、听觉阈限等一系列指标的测量与调查。

    自此,郑连斌开始了中国民族体质研究的漫漫征程。

    1997年,郑连斌调入天津师范大学工作,组建了天津师范大学人类生物学团队。此后,天津师范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大学两个人类生物学团队紧密合作,将研究对象从内蒙古自治区诸民族逐渐扩展到全国范围的族群,先后开展了“内蒙古7个民族18项指标的人类群体遗传学研究”“中国僜人、克木人等6个人群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中国11个少数民族体质特征的人类学研究”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09年,由天津师范大学牵头,郑连斌带领团队启动了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汉族体质调查。为了尽量保证数据的“典型”性,团队刻意避开了北京、上海等人口流动大的城市,而是以方言特征做大致分类,深入到各省份中小城市和农村,对在当地世居三代、身体健康的汉族成年人分年龄组进行测量、调查。

    从东部的浙江、福建,到西部的西藏、甘肃,从南边的广东、广西,到北边的黑龙江、吉林,团队在22个省份设置测量点,历时4年,测量了2.7万余名“典型”汉族人。通过调查获取可观的数据,团队完成了规模浩大的汉族体质人类学研究。这不仅破译了汉族人体质“密码”,还为生物学、遗传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持。

    这项调查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建立数据库,在调研过程中,团队解决了很多以往学界存疑的问题。譬如,他们通过数据搜集和分析发现,维吾尔族主流上属于东亚人种,该成果发表于《中国科学》期刊。

    “除此之外,我们还为国家生产领域提供最基础的人体数据。比如说,生产衣服、鞋帽的尺寸确定,各类学校里教室的高度设置,等等,这些都与个体数据密切相关。”谈起自己热爱的体质人类学,郑连斌眼睛里充满了深情。

    他是最能吃苦的“领头羊”

    “团队里他年纪最大,但最能吃苦,常常令我们自愧不如。”

    “他的腿受过伤,但不管多难走的路,他永远走在最前面,让我们年轻人都甘拜下风。”

    ……

    这是团队成员对郑连斌的评价。

    天津师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宇克莉忘不了,2016年夏天团队前往西藏墨脱寻访“门巴人”的惊险遭遇。墨脱曾经是全国2100多个行政建制县中唯一不通公路的县,如今虽然通了路,但只有越野车才能保证安全通行,大家好不容易找到了越野车,却没想到在半路上遇到了塌方将路阻断。

    “那条路是从半山腰上硬凿出来的,下面几十米全是悬崖,悬崖下边就是水流湍急的雅鲁藏布江。”宇克莉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吓坏了,有的学生甚至吓哭了。郑连斌也犹豫着到底该怎么办,是打道回府还是继续前行?和当地的村民们一联系,得知他们已经在村子里集合,甚至自发地排好了队,大家一致决定走着去村里。

    郑连斌和大家一起翻过2米多高的落石,背上测量仪器,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后终于抵达目的地。他们来不及休息便立即开始工作,为100多名门巴人进行了测量,直到下午4点才吃上一口午饭。

    离开墨脱,团队前往日喀则地区。在中尼边境上有一个独特的族群——夏尔巴人。他们世居深山老林,过去几乎与世隔绝,后来因为给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各国登山队当向导而闻名于世。郑连斌带领团队来到了定结县陈塘镇,对夏尔巴人进行体质测量。

    说是镇,大家还是被陈塘镇的位置震撼了——这是被重重叠叠的高峰巨壑阻隔着外界文明的喜马拉雅山脉深处,是珠峰东南侧的原始森林地带,路途之艰险令人心惊。

    “夏尔巴人都住在山顶,车到半山已经上不去了,大家只好开始爬山。”团队成员、天津师大生命科学学院教师张兴华回忆道,虽然垂直距离只有400多米,但大家在这条危险崎岖的山路上足足爬了一上午才最终到达,“你都想不到,第一个登顶的竟然是郑老师。”

    艰苦的条件丝毫没有影响工作进度,他们在相同的工作时间内能比别的团队采集更多的数据,因此常有人向郑连斌“取经”,郑连斌也会无私地分享经验。

    “我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郑连斌说,这是自己多年野外组织测量工作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如何与当地政府沟通、挑选什么样的联络人、住宿的地址选在什么位置、怎样安排路线和时间……郑连斌心里都非常“有谱”,这也是他为什么坚持要和大家工作在第一线的重要原因。

    关于郑连斌独特的工作方法,宇克莉至今记得2015年在泸沽湖畔为摩梭人做体质测量时的情景,“当地已经是非常热门的旅游地,摩梭人都在忙着挣钱,没空搭理我们”。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郑连斌反而乐呵呵地带着大家开始“观光”。等到夜幕降临,摩梭人开起了篝火晚会,郑连斌赶紧带着大家“卖力”地唱歌、跳舞,和当地人相处得很愉快。第二天,摩梭人三三两两来到测量点,所有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团队成员、天津师大体育科学学院教授包金萍则对郑连斌的小心谨慎印象深刻:“每次调研回来的路上,他都自己亲自负责背着调研数据资料,夜里在卧铺睡觉的时候,就把数据资料压在枕头底下。”

    “钱可以丢,数据不能丢啊!”这是郑连斌经常说的话,“那些数据,是大家克服多少困难,一点儿一点儿测量搜集来的,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言传身教自树树人

    团队里的研究生们都记得,加入团队之初,郑连斌会给他们“打预防针”,告诉他们开展田野调查时条件非常艰苦,要做好心理准备。有的学生会说:“郑老师,我不怕苦,我从小在农村帮父母干农活,田野调查不在话下!”然而,做调查回来后,每个人都会对他感慨:“郑老师,我真没想到会是这么苦!”

    在贵州凯里望坝村做数据采集时,因当地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身高近1.8米的郑连斌只能躺在一张不到80厘米宽的床板上休息,连续三个晚上他“动也不敢动”。

    在四川平武做调查时遇到了罕见的暴雪,大家只带了春秋穿的衣服,郑连斌冻得“身体完全没了感觉”;在云南楚雄又遭遇了连日阴雨,大家只能在雨中完成测量,又得知下一个目的地的铁路已经中断……

    但不管条件多么艰苦,郑连斌都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这些都是小事”是他对大家说得最多的话。

    团队里的研究生宋晴阳每次外出参加调查,在劳累了一天之后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躺在床上看郑老师在朋友圈里发的“游记”。她还记得郑老师这样描述在新疆工作时的状态:“西域大道测维族,秩序井然工作忙。日半测完二百余,工作顺利好还乡。漫漫戈壁飞驰过,长城垛口迎朝阳。人生苦短皆行客,难留史册写数行。不如背包四海走,看遍落霞心舒畅。”

    “再难再苦的工作,郑老师都能用洒脱的笔触描绘出来,我们也受到他的感染,乐观地面对困难,积极投身到调研工作中。”宋晴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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