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4年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启动以来，“高考指挥棒”引导考试评价逐步回归“促进人的发展”的本源价值，高考内容改革向纵深推进，日益彰显其应有的核心功能。《中国高考评价体系》将这一核心功能归结为“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和“引导教学”。这不仅是高考内容改革的发展方向，也是过去十年来高考内容改革实践探索所走过的路。

    高考内容改革打破“唯分数”的单一评价模式，高考由考试评价工具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在2018年教师节举办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并提出要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六个方面下功夫。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五育并举”“六个下功夫”的育人要求落实到教育过程中？高考相关部门主动研究，建立起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将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相关内容有机融入各科试题，引导学校开齐开足开好各门课程，重视学生的综合发展、全面发展；试题命制强化价值引领，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突出青年奋进报国的时代主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导学生增强“四个自信”；引导教师发掘各科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树立课程思政理念，重视课程育人价值。高考虽然是基础教育末端的结果性评价，但通过内容改革，引导学校将素质教育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教育教学及过程性评价中，彰显了高考的育人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高考本身就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环节。

    高考内容改革回应国家和高校选拔人才的新要求，凸显核心素养的考查，使具有较高思维品质和较强实践能力的学生脱颖而出。

    当下，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亦前所未有，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和创造力的人才的需求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为强烈。新高考命题改变考查维度，从知识立意走向素养立意，更加注重学科思想方法和思维过程，强调思维的深刻性与灵活性；更加注重考查实践能力，从日常生活、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的真实情境出发，强调学以致用、活学活用。如果从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的视角看，在知识方面，高考命题以“事实性知识”“概念性知识”为基础，越来越重视“程序性知识”和“元认知知识”；在认知方面，则基于“记忆”“理解”和“应用”，逐步加大“分析”“评价”和“创造”能力的考查。通过这样的考试选拔出来的是有真才实学、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而不是纸上谈兵的“解题”高手。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相关研究团队完成的高考改革跟踪评价调研结果显示，高校对新高考后生源质量总体上比较满意，调查对象对“新高考有利于促进科学选拔各类人才”认可度较高。

    高考内容改革以高中课程标准为统领，引导中学“应教尽教”，通过考教衔接，积极推动基础教育课程及教学改革稳步发展。

    2017年高中新课标颁布，从2020年起，新高考不再制定《考试大纲》，高考命题、教材编写、课程教学均以课程标准为统领，这从根本上保证了“教—学—评”的一致性，也理顺了考试与教学的关系，扭转了过去部分学校为了考试而教学、考什么就教什么的功利的教学观。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教—学—评”一致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动态发展的。高考内容改革为“教—学—评”不断创新发展、升级迭代提供了牵引动力。近年来，高考命题打破固化的题型和思维模式，不断创新试题情境，综合性、开放性、应用性试题比例大幅增加。试题考查方式的变化引导课堂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发生变化，基于碎片化知识的满堂灌、总结套路、机械刷题的教学模式越来越没有市场，情境化、项目化、大概念、综合性、开放性、探究性、实践性等成为中学教学改革的关键词。

    回顾过去十年，高考命题始终主动创新求变，与课程教学改革同向同行，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为稳妥推进高考综合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也得到了考生、家长、教师、高校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

    （作者系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