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本 书阅读关乎视野，关乎人格
自2013年担任复旦大学通识课程助教起，我一直在思考当我们不再仅以专业（知识）为衡量标准时，我们究竟在赋予学生什么？当数学系排名第一的学生询问我海德格尔的问题时，当中文系学生与我分享他们的支教经历时，当自然科学系的大四学生转来大二读哲学时……我想：教育并不只是关心对学生毕业后工作的帮助有多大，而更在乎培养了一个怎样的人。他们是否有完整的人格、独特的个性、开阔的视野、犀利的眼光、高远的志向……他们可以在任何自己选择的领域比别人多出一份不同。这份书单便与此相关。 长存的爷爷 学生偶尔会与我倾诉他们的哀伤，因为爱他们的亲人去世了。我时常会为他们讲这样的故事： 爷爷快死了，所有人站在床边哀痛。爷爷对孙子马提说这是大人们的玩笑，他满怀欢喜地起床，与马提一起溜向河边、原野。 他们登上钟楼，去了市场，从向日葵林的这头走向那头。马提看见树干上有个透明的东西，爷爷说那是昆虫留下的纪念，纪念一个有过的生命。马提发现爷爷在变小，小到像一粒薄荷糖，小到什么也看不见。爷爷让马提仔细闻一下，马提重重地吸，好像有什么被吸进了心里。回到家，看着床上已经离去的爷爷，马提知道，其实一个活着的爷爷已经在他的心里了。 读这本《马提与祖父》让我流出了许多眼泪，因为与马提一样，10多年前我深爱的奶奶去世了。我们曾摘下河边的嫩柳与树旁的迎春花；坐着跨过层层铁轨的大巴去北方度假；糟糕，我竟把眼镜忘在了桌上，奶奶套上绒线裤踉跄地冲向车站……我说长大了要给奶奶买大房子，奶奶说待人要友爱、善良。我无法兑现承诺，奶奶的生命却住进了我的心里。 有人说“向死而生”，我们也知道“愚公移山”，如果西方的死亡文化在未来给人筑起一道墙，隔断了彼此的距离，那么子子孙孙无穷匮的我们在当下抓住了生命的起点，并以此为支点，成为让其之前与之后绵延下去的核心环节，使“现在”中的人们有了“存世”的单位。因为，我们并不朝向死亡，而是朝向生生不息。 特别的孩子 美国作家爱斯米·科德尔曾经做过教师、图书管理员、小说家，她住在芝加哥，在那里写了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特别的女生萨哈拉》《我是女生，我叫巴黎》。 萨哈拉不是沙漠，而是一个五年级小女生。她不写作业，不主动回答老师的问题，却偷写了一本书；她有很多小秘密，却从不敢告诉别人，她是老师和同学眼里“特别的女生”，没有人能读懂她的心……直到有一天，波迪老师的出现让萨哈拉的生活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改变。波迪老师从不翻教务柜里萨哈拉的陈年旧案，她不认为萨哈拉需要“特别教育”。波迪喜欢给孩子讲故事，她的故事精彩极了，把所有孩子都吸引了过去，波迪在重新告诉我们“老师”这个词的意思。 巴黎，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女孩。与其他小女孩一样，她善良、任性、虚荣，想要快点长大，对世界充满好奇。巴黎在学钢琴的时候，遇到了诺森太太。诺森太太给她打开了一扇真实世界的窗子，让她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勇气，应该怎样用自己的眼睛来看待这个真实的世界，怎样学会相处，学会宽容，学会爱。有一天，诺森太太在巴黎的世界中悄然离逝，巴黎不会忘记诺森太太给她讲过的犹太屠杀史，她也会记得客厅里的康康舞，记得曾与诺森太太一起走了7个街区…… 理解孩子有时是在理解童话，他们小心翼翼，我们需要最合适的热情；他们趾高气扬，我们需要最合适的语言。我初中时住在上海棚户区，这种环境下少年们的问题自然“出类拔萃”。当我第一次学车不敢骑上马路的时候，是那些“问题少年”围在我身边，鼓励我、保护我。他们重情义、懂廉耻，他们渴望真善美。这样的渴望在每一所学校里都有，但未必在每一处都有止渴的老师与长辈。 拐角处的“婚礼” 米切尔·恩德是德国当代最优秀的幻想文学作家，德语国家的文学评论界称赞他“在冷冰冰的、没有灵魂的世界里，为孩子也为成人找回失去的幻想与梦境”。这本《犟龟》曾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德国馆上演，收获好评无数。 我们都会上路，那是人的一生推辞不了的事。乌龟不能不行走，因为狮王二十八世要举行婚礼，邀请所有的动物都去参加，乌龟这就上路了，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陶陶。 天下的乌龟爬起来都很慢，陶陶也不例外。陶陶碰见了蜘蛛发发，蜗牛师师，壁虎茨茨……他们规劝、嘲笑陶陶不可能赶上。可是，陶陶并不在意。陶陶爬到狮王洞口已是好多年后了，洞口张灯结彩，快活的金丝猴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狮王二十九世的婚礼。”原来只要不停地走，虽然难免还是实现不了先前的愿望，可是你知道吗，另外一个更隆重的庆典却意外地开始了！ 当我选择哲学走下去的年岁里，大部分人不理解，大部分时间我要承受各方面的压力并对身边的朋友、长辈表现出轻松的微笑，好几次我甚至觉得自己快要走不下去了。直到在书店里看到《犟龟》，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谁又会在那时想到今天的我呢。 曾经，学生向我倾诉他们学习没有成效、做事没有回报的苦闷，每次我都会想起我与《犟龟》的故事。是的，因为各种原因我们无法在一段时期内获得理想的成绩，可这不是我们自暴自弃的理由，人终究是不能坐在沙发上打发和等候时间的，人要迈开双腿，这是我们推辞不了的事。继续走下去，或许在下一个拐角你会遇见更隆重的“婚礼”。 寻觅生义 霍尔顿把书读得一塌糊涂，所以被开除了。他回纽约后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在外面瞎混，住旅馆，乘出租车，他在出租车上问司机中央公园南头浅水湖的鸭子到了冬天都去哪了？司机说，我怎么知道这样的傻事！ 《麦田守望者》出版后受到几乎一致的反对，包括家长、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因为霍尔顿不是一个“正面形象”，他粗话太多，不务正业……他们没有读到霍尔顿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生活的环境乱七八糟，他反抗着乱七八糟。塞林格写霍尔顿的故事，不是让大家去过乱七八糟的生活，而是想让大家不要过得乱七八糟。霍尔顿寻找着不要乱七八糟的解药，最后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决定当一位麦田守望者：麦田的旁边是悬崖，如果哪个孩子往悬崖奔来，霍尔顿就捉住他，送他回去。悬崖是社会的乱七八糟，冬天结冰的湖也是，而霍尔顿是远离这些的“鸭子”。 高中语文老师曾问我们，如果你身处的环境不尽如人意怎么办？我们并不清楚该怎样回答。老师说，他愿意做一滴清水，因为有了这一滴，就会有第二滴、第三滴，纵使墨汁也会清澈起来。的确如此，过于哀怜、谩骂处身的情境，不如在疮痍的废墟上立起新的建筑，用自己的行动找到生活的支点与意义。生活中，你或许《沉沦》《在路上》，或在《挪威的森林》中失却方向，但请一定不要像这些主人公那样虽然心有所往却自暴自弃，因为生命从不抽象，它的活力与光彩就在我们经历的一次次磨砺中生根、发芽。 数学也可以这样 高三填报志愿时，我回避了所有需要学数学的专业，因为繁杂的公式与枯燥的练习让我精疲力竭。直到遇上达纳·麦肯齐的《无言的宇宙》，我才发现数学不是黑色的。 思想是有来龙去脉的，正如没有罗巴切夫斯基、波尔约、高斯和黎曼，爱因斯坦将无法写下他理论中的方程。思想也是自然对我们求索真相的微妙指引，如果你爱玩电吉他，好奇遥远天体上有何种分子，那么可以了解一下“傅里叶变换”。你足够好奇，生活就可以是数学，只要往前跨一小步，学术前沿近在咫尺。小学时学小数，我好奇为什么某些分数用无限循环小数表达时很快就重复，而有些要慢一些：比如1/3就很快，而1/7到六位之后才重复。数学家说，实际上任何1/n的小数展开最终都会在(n-1)位或者之前开始重复，而重复位数达到(n-1)位的数字n总是质数，那么哪些质数如以上方式出现的循环小数会比较快，哪些比较慢呢？我们不知道，但黎曼猜想说37.4%的质数会比较慢。孩子的小小好奇是世界的大大问题。 可惜，从小到大我都没有遇见过如此展现理性光辉的书，在我质疑公理的合法性时，没有老师鼓励我说“你的想法与‘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有关，你可以关注下罗素悖论”……这本书做到了。遗漏了生活世界，思想宛如荒漠，而理性并非抽象，它在人类每一寸的感性活动中绵延。 存在不能被还原为知识 给新生上第一堂文学课，我都会说起“存在不能被还原为知识”。海德格尔思考艺术作品首先是物品，但物品不是作品，那么“艺术品”减去“物品”剩下的是什么？那便是作品的“作品性”，如何理解“作品性”？海德格尔说：“作品的存在就是建立一个世界。”梵高那“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积着……步履的坚韧和滞缓……回响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冥”。世界不是立身于我们面前等待我们打量的对象，而是我们始终在“世界”中，如同在母亲怀中的婴儿，纵使不知是什么，也能领会其中的意味。 可惜，现今的语文教学把对“生存世界”的领会变成了“内容”“情感”的注疏提要、“文物史地考”、“社会反映论”。的确，知识化探求能获得“真理”，但这些真理是“在理性中的事实”，艺术就此沦为“呈现理性事实的技巧”，是为“理性事实赋形的活动”，这样的艺术观本质上是“工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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