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深秋，巴黎沐浴在一片香风馥雨里。一个多雨的午后，她去宋庆龄在巴黎的临时寓所参加华人聚会。屋内，满室高朋谈笑风生，窗外雨珠敲打着快乐的音符。她捧着莫奈的画册，坐在远离人群的角落，就着雨声，慢慢翻阅。她觉得自己前世是画家笔尖的一缕月魂，留待今生邂逅缤纷的色彩。还是妙龄少女时，她就对父母说，艺术注定是她最好最后的归宿，她的生命注定只属于绘画。
 
她是“民国奇人”张静江的掌上明珠，巴黎画坛如日中天的新起之秀张荔英。
 
张荔英童年在法国度过，打小她就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艺术天赋。父亲张静江酷爱艺术，注重书画功夫，喜仿八大山人，爱练行书。他早年留学法国，不但学问渊博，才识过人，在商界也长袖善舞，曾在经济上资助孙中山及同盟会，因此深得孙中山器重，称他为“革命圣人”。张静江有五个女儿，个个貌美如花，聪明可爱。他十分重视子女们的教育，给她们西方开放式教育和生活。她们都先后在欧美读书，身上有一种自然爽朗的神气和潇洒大方的仪态，让当时上海人耳目一新，奉为摩登的典范。张荔英排行老四，对绘画有天生的好感觉，颇受张静江钟爱，他有意把她培养成艺术家，特意聘请了一位苏联油画家到家中教她绘画，让她接受美术启蒙教育。张荔英的童年和少年都泡在钢琴和色彩里。母亲姚蕙，能诗会画，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她又深受熏陶，可谓是“中西合璧”的名门闺秀。
 
张荔英遗传了江南女子的妩媚温婉，娇小秀气，姿容秀美，表面上像个柔弱女子，其实则不然，她崇尚英雄，性格刚强，绘画之余喜欢打网球、骑马打猎，全无一般豪门闺秀的文弱气。高中毕业后，她进入美国纽约艺术学生联盟进修一年，后赴巴黎美术专科学校接受私人美术训练，如饥似渴地学习塞尚和凡高的画法。终身与艺术结缘，抱定独身主义，就是那时候下的决心。开明的张静江，尊重了女儿的选择，没强加干涉。
 
张荔英在巴黎美专一读就是四年，她以独特的美术天赋，深刻体悟西方美术技法与审美精髓，西为中用，她注重画面中形体和色彩间的布局，力求达到一种和谐感，开创出清雅宜人、华而不艳的画风。年仅24岁的张荔英首次参加巴黎秋季沙龙，就受到艺评家赞赏。后来，她的作品多次入选独立沙龙及杜勒利沙龙。在20世纪30年代，亚洲女性画家的作品能够登上巴黎雄奇瑰丽的美术殿堂，极难能可贵，这对张荔英来说，是莫大的肯定与骄傲。
 
她没想到，在她的绘画事业如日中天时，她的爱情会在这个秋天，这个平常的聚会上，轰然开场。
 
一切始于那个姗姗来迟的男人。当宋庆龄把他领到她面前时，她的眼睛还停留在手中画册上，莫奈魔幻般的色彩感总让她心醉神驰，在她心目中，世间没什么人能精彩过莫奈的画作。但陈友仁这三个字，还是让她微微抬起头，扫视了一眼面前人。
 
陈友仁的名字她是熟悉的，巴黎的华侨中，到处流传着他的美谈。陈友仁是民国传奇人物，被誉为“铁腕外交家”，在他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一举收复了武汉和九江英租界，这在中国现代史上是石破天惊的大事情。
 
她用画家的目光，捕捉眼前这个中年男人的线条：适中身材透着凛然气势，笔挺西服彰显出沉稳气度，金丝眼镜缓和了面部线条的冷峻，上颚浓密的胡须让整张脸生动亲切起来。用眼睛捕捉瞬间美好，是张荔英所醉心的印象派精髓，这一刻，她感觉自己实实在在地捕捉到了瞬间的美好。这感觉让她心如鹿撞。刹那间，她的脸绯红了，茫然中，她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向陈友仁。当她的小手被握在他的掌心时，他们对视了一眼，便迅速分开，可心底却似乎有千丝万缕的视线胶着在一起。再伟大杰出的女性，在爱情上，也是“寻常巷陌”的小女子，心灵深处，她们还是渴望爱。张荔英当然也不例外。
 
陈友仁说不清，在见到张荔英的那一瞬，心底升腾起的那种怜爱疼惜的感觉来自何处。一身巴黎新款大氅的她，微卷短发时髦又俏皮，眼神清澈而迷离，带着几分孤傲清冷，却掩藏不住纯真的气息。这样的不确定，对陈友仁而言是新奇的，他经历过的雨雪风霜，已让心变得模糊而僵硬，他丰富的阅历让他对感情无比确定。张荔英却颠覆了这一切。爱情让他的心重又柔软热乎起来。
 
这一年，她24岁，正青春年少，是巴黎画坛大红大紫的华人女画家；而他已55岁，原配妻子病逝四年，正走在日薄西山的人生后半程，他政治生涯的巅峰期已过，过着艰难的流亡生活。
 
“相逢何用早，契合有忘年”。真正的爱情，就是恩赐。陈友仁说，她是上帝送给他的礼物。张荔英也找到了心灵的琴瑟相和，他是她心目中的“天下第一美男子”。她写信给姐妹们说：“从一开始，在巴黎的时候，友仁一直都喜欢绘画，所以当我告诉他我要学美术，他不惊讶，只说那是好事，他帮得上忙……而且他随时都愿意为我摆姿势。”巴黎的日子，花好月圆，他们携手在塞纳河边漫步，并肩去卢浮宫看画展，他陪她参加法国画家沙龙，他们的瞳孔只有对方的影子。
 
爱情的魔力，一直都是无穷的。横亘在他们间的31岁的差距，早已灰飞烟灭，他们要长相厮守。在那个年代的中国，父母依然是“婚姻大事”的唯一决策者，儿女只能言听计从，绝对没自主选择权。但是张荔英却鼓起勇气，主动写信请求父亲同意。在当时，这算相当前卫的。张荔英在信中表示：自己自幼热爱美术，曾决定终身不嫁，但是在遇到陈友仁后，她抛弃了以前的想法，希望能与陈君结为夫妻。她言辞恳切，语气大胆直接，她要把幸福的机会把握在自己手中。陈友仁也有一信同时寄给张静江，表白他与张荔英间的相爱之情。
 
张静江气不打一处来，把他们的信撕得粉碎。他气急败坏地说：“陈友仁年仅小我一岁，你要嫁给老头我也没有意见，但不能是陈友仁。”原来，陈友仁在政治上的观点与张静江也大相径庭，张静江是蒋介石的“二哥”，而陈友仁则是个不折不扣的反蒋强硬分子。
 
父亲的反对，并没令爱情怯步，他们共同穿越了舆论和亲情织成的惊涛骇浪，把爱情的小舟驶向了幸福彼岸。在巴黎，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老夫少妻，艺术家与政治家的结合，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但他们的结合幸福美满，“我刚从诺曼底度蜜月回到巴黎，看到你8月份的来信。是的，我结婚了。我们的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因而自然没有政治上的考虑在内。她和你岁数一样大，比你稍许矮一点。她很可爱且富有个性并意志坚强。在这儿的艺术界，她被认为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画家。我非常非常地愉快。”婚后，陈友仁仍被通缉，他们居无定所，过着流亡生活。张荔英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不管多难，她始终跟丈夫站在一起，经风历雨，也吟风弄月。凄风苦雨，让两颗心靠得更近。
 
在法国期间，张荔英受巴黎印象派艺术馆馆长的邀约，开办一个中国风景画展。陈友仁事无巨细，帮助妻子操办，在艺术上也给了很大支持。抗战全面爆发第二年，他不顾被逮捕的风险，与妻子双双回到祖国。他一面陪妻子游历祖国各地景致，尤其是她祖籍浙江的很多美景，鼓励她坚持创作。另一方面他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水深火热的祖国不遗余力地奔走。一个新桐初引的清晨，她正对着窗外婉转的鸟鸣梳理头发时，最担心的事发生了，一伙持枪的日军，凶神恶煞般地冲进来，他还来不及将手中那杯亲手为她煮的咖啡递给她，他们双双被逮捕了。那是香港沦陷后第二天。一年后，他们被强迫移居上海，软禁于愚园路1136弄14号。失去自由的漫长岁月里，她成了他的“赵四小姐”，陪伴在他的身边，用女性的柔情照顾他，抚慰他。无奈又屈辱的“囚徒”生活，他们以彼此的爱取暖，以她钟爱的艺术取暖。他给她当模特，她用一幅又一幅肖像画，记录他们生命里的苦痛悲欢和风雅独自。
 
抗战胜利前夕，陈友仁不幸病逝。凄凄风雨中，她亲手送走丈夫，可他又何尝离开！按他的作息时间度过晨昏，以他喜欢的弧度微笑，听他听的音乐，看他看的书籍。不经意间会在一个寻常的细节里流下泪，恍惚中与他对话，却猛然发现，他已不在。少了生命的另一半，日子不是剩下一半，而是零。
 
幸好，还有她钟爱的绘画。艺术有时是疗伤的最佳良药。她彻底成为不问世事的艺术家，在绘画里，她找到他的身影，他的声音，他的温暖。也许是因巴黎有太多爱情回忆，让她不敢停留，也许是这个繁华的大都市，映衬得她的孤灯只影更加孤凄。她靠卖画所得，离开了曾无比钟爱的巴黎，前往新加坡定居。她独自在异国他乡生活了四十年，漫长的岁月里，她如牛反刍般一遍遍咀嚼他们灰暗乱世中炽热鲜亮的爱情。
 
爱到忘年，不只是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