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很少有这样的女人，40多岁了，每天还要穿越大半个北京城赶到北师大去上课。
　　恐怕很少有这样的女人，与上大学四年级的儿子一样，每天晚上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老师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林孟平教授，教心理学的，比她年轻得多。她是作家，文学即人学，她不肯错过哪怕一分钟的听课机会，谁想找她，那么对不起，只能到北师大英东教学楼去找。
　　作家毕淑敏把学习当作一种乐趣，一种追求。
　　初春的风很大。站在教室门外的毕淑敏身着米黄色短大衣，围一条黑色镂空丝巾，齐耳短发，素面朝天，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学生气。
　　林黛玉说：“我一生与诗书做了闺中伴”。毕淑敏说：“好书对于女人，是她们召之即来的永远不倦的朋友”。只是时代不同，读书的女人也各有不同。“小时候，我在北京外语学校读书，学校有个很大的图书馆，记得第一次读《红楼梦》的时候，我才9岁，不认得袭人的袭，还以为叫聋人呢，心想这小丫头怎么是个聋子呢？”毕淑敏说起儿时的趣事，似乎很多都与书有关。进入外院附中的时候，“文革”就开始了，再到学校借书，老师就要求以写一篇大批判稿来换。毕淑敏想，人类那些最精华的念头，都被浓缩在书的文字里，让人懂得天外有天，乾坤很大，她怎能违心地批判书的作者呢！于是，她巧妙地将大段美好的文字抄在大批判稿里，然后再扣一顶“人道主义”的帽子，尽量挑着最轻的字眼来批判。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是那时读完的，为此，她常常祈祷：托老，您可别生气，我这是为了看您写的书不得已而为之呀。那时候，女生宿舍的几位女孩子，全靠毕淑敏一个人以写批判稿换书看，毕淑敏等不及传来传去的慢速度，就把自己先看完的部分讲给女伴们听，每到晚上熄灯以后，听毕淑敏讲故事成了文化匮乏时期这些少女最大的精神享受。多年以后，毕淑敏的一位闺友从国外学成归来，大家聚会的时候，又回忆起美好的少女时代，那位老同学说：“今生今世我不再看雨果的《笑面人》，因为淑敏讲的《笑面人》就是最好的版本，最好的《笑面人》。”
　　书，是聪明贤达的人智慧的结晶，读书就是吸收，吸收的过程就是成长。16岁时，毕淑敏开始在苍凉的西藏阿里高原某部当卫生员，晚上值班，一守就是一夜。每当轮到她值班，她都事先把照明用的那一盏印度马灯灌满一罐油，天亮了，油也点完了。
　　司务长好生奇怪：“你把油干嘛使了？是不是把油都喝了？”至今，毕淑敏仍认为，世界上再没有比那盏马灯更亮的灯了。《鲁迅全集》就是在那盏马灯陪伴下读完的。转业回北京时，毕淑敏摩挲着那盏马灯不忍分离，据说这灯是从印度传来的，从那精致的花纹来看，象是西方殖民者的产物。
　　后来，毕淑敏还打听过那盏印度马灯，但它已不在部队服役了，也不知流落何方？说到此，毕淑敏眼里充满爱恋、神往和怅然……
　　《红处方》是毕淑敏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不是科幻小说，而是反映人性自身的东西——大量的信息流、人与自然的对抗、人类自身的弱点等都需要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为此，在1993至1994年，毕淑敏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关于药理学、植物学、国外黑帮贩毒集团的写实作品……有一朋友给她借来一本中国吸毒史，她一看，里面写到的她都读过了，这时，她才感到可以动笔了。1995年底完成了初稿。
　　写作这本书的过程，她自己在前言中写得很清楚。旧时代的女人，要织出上好的布，必须把自已封闭在地窖里，几天不出门，一则可以专心致志，二则因为地下有潮气，布丝拉得匀。所以，毕淑敏的老母亲见她闭门谢客、废寝忘食的样子，就问她：女儿啊，你这是在织布吗？
　　都说是文如其人，毕淑敏的文章散发着一种真善美的情愫。不知她置身于浮躁的社会是否适应得了？还是她那明显比同龄人有思辨能力的上大学的儿子回答了我的谜团：“妈妈文章里把人过多的理想化，不等于她看不到另一面，其实有知识的人并不软弱，妈妈是凭个人的智慧和能力达到她所追求的目的”。谈到妈妈现在还在上学是否觉得很累，这位21岁的小伙子说：“触摸陌生的世界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就不觉得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