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同志这位指挥过千军万马，身经百战的将军，在指挥了解放上海的战役后，就任上海市长。
　　昔日号称“东方第一大都会”的上海，此时已完全是个烂摊子。全市工业生产完全陷入半解体状态，12000多家工厂中，能维持开工的只有30％。许多资本家抽逃资金，致使工业萧条，失业剧增，还有各地来的难民、乞丐、小偷、惯匪、妓女、游民以及国民党散兵游勇等，总数约有60万，占上海人口近1／10。面对上述种种困难，陈市长却风趣地说：“吴国桢（国民党上海市长），给我们留下好大一笔‘遗产’。”上海当时有600万人口，70万产业工人，每天需大米400多万斤，煤20万吨，而现有库存已不多了。所以在解放上海前夕，陈毅就这样讲过：“我倒希望汤恩伯不要马上逃跑，如果他在几天内把上海这个‘大娃娃’丢给我们，我们还没有奶水来喂呢！”但是，由于解放战争发展神速，解放上海的日期比预定的早了一个月。一个法国记者曾在上海获得新生后问陈毅：“陈将军，我想问一下，在你一生中，什么时刻最使你激动、兴奋？”回答是：“那就是解放上海，这是半殖民地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人民胜利了，上海开始了新的历史。”
　　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22年中，上海先后换了7任市长，还不包括陈良和赵祖康（因为他们是代理，前者不过一个来月，后者仅4天）。就数解放后共产党的市长陈毅最“叫座”。

　　美国报纸曾作评论：“中国太大，太无法管理，不管是被猴子，被天使，还是被共产党统治着，中国将需要工业国的援助以改善生活，这样的援助只能来自美国……。”当陈市长听到这番评论时，他倏地站起来，大声说：“把它登到我们的报纸上，《解放日报》写一篇评论《没有‘山姆大叔’的施舍，我们也能生活！》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治理好上海！”陈毅市长上任后第一天，晚上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3点。住得远一点的同志就在办公室的地毯上躺下睡了，而陈市长还要继续工作，处理一大摞电报和文件，工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
　　1949年6月1日，这是上海刚解放亏的第六天，陈市长发出了大红请柬，邀请产业界人士开座谈会。荣毅仁收到了请柬，他犹如碰到了难题，是去，还是不去？心里有点打鼓，不知共产党的“请”字后面有什么名堂，会不会是“鸿门宴”，逼你交出巨款？荣毅仁想得很多，想得很深。这位产业界巨头，30初度，风华正当年。荣氏的申新9个纱厂是上海私营纺织业中的最大户头。荣家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所以他想来想去，觉得谨慎为上，于是将留在上海的荣家亲都请来，共商对策。一位堂兄心有余悸地说：“凶多吉少，共产党本来就是要消灭资本家，哪能对我们荣家人讲客气？”荣毅仁算是有胆识的，当上海产业界的老板和阔佬们听到解放大军的炮声，就席卷资金和家产，纷纷逃往香港和美国去时，而他没有走，他想看看共产党究竟如何。而这几天来上海很平静，人民解放军不扰百姓，露宿街头，给他以极好的印象，所以荣毅仁最后决定赴会，其余的人在家等候消息。

　　刘鸿生原是国民党招商局局长，是拥有煤矿、水泥、码头、毛纺厂的大企业家。本人已被汤恩伯押逼到香港，他的4个儿子留在上海（其中一个是地下党员），刘家4子接到请柬后全部出席了会议。其中的兄弟3人均毕业于英美名牌大学，见过大世面，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贪污怀有恶感。他们之所以留在上海，因为刘父临别时吩咐：“你们千万得留下，我们刘家这些大企业，不然要被共产党没收去了。”他们兄弟几个用心地看过陈市长的“面相”（《解放日报》上照片），眉毛扬得很高，颇有威仪，是个武将……如今他亲下请帖，正好去见识见识；如果不好，就去香港。
　　90多名上海最大最有名的资本家，各自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来到会场。陈市长偕同市府几位领导，很准时的走进会场。许多后排的人都站起来，想看看这位威震淮海战场，又与其他的几位将领一起率领百万雄师过长江的将军，是何等风采！？然而一看之下，无不为之愕然！没有国民党将领们的衣服笔挺，皮鞋锃亮，胸前佳一排丁当响的勋章，手戴白手套的做作；而是布衣布鞋，裤腿上没有折缝、军装已洗得发白。他是那样的从容、随和，带着自信而沉稳的笑容，看了叫人十分亲切而又肃然起敬，陈市长在主位上落座后，以一句“工商界的朋友们！”作开场白。“朋友”二字一出，会场气氛顿时轻松了几分，市长作过自我介绍后说：“我们到上海才几天，大家见见面，认识一下。我知道你们是怕共产党的，百闻不如一见。诸位今天见到的几位同志，不像是青面镣牙、杀人放火之徒吧！”会场里即刻报之以有克制的笑声。接着市长加重了语气说：“现在新的伟大建设任务已经开始，政府对工商界的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此时与会的产业界人士个个都竖起耳朵听这段话的，恨不得把每个字都吞到肚子里去。就是说：对私人企业不但不没收，而且政府还要帮助他们发展生产，这真是一一颗最好的定心丸。

　　刘靖基是上海纺织业的第三巨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社会局逼他去香港，在飞机即将发动的一瞬间，他终于下决心不走了，花了5块大洋请飞机机务人员扔下他的行李，他实在不忍心抛下毕生经营的纱厂。此刻陈市长一席话，使他感慨万千。他庆幸自己留对了。他清楚的记得，一年前，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召集工商界头面人物开会，要大家为“剿匪灭共”出力出钱，当时物资奇缺，工商业界困难重重，所以刘憋不住气，当场与吴国桢顶了起来。吴气得青筋直暴，大怒。拍桌子喊道：“哼！你刘靖基后台是谁？！这么硬！！”刘也不示弱，灵机一动，答道：“后台就是你吴市长，吴市长不是向来最讲民主的嘛！”刘靖基舌战吴国桢，替敢怒不敢言的人士出了口气。不想就此祸从天降，军统特务找到他家门上来了。刘靖基吓得不轻，赶紧托人作保，花钱疏通关系，才算免去了一场灾祸。时过境迁，眼前同样是市长，却是如此的平易可亲，诚恳待人，真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不一样呀！

　　陈市长的讲话在继续，语调变得轻松有趣起来：“我听说还有不少工商界的朋友想走：走也可以，如果以后后悔了，要回来，我们欢迎！我相信产业界的大多数是愿意和我们合作的；但是--”他提高了声音说：“也有少数人反对我们”，他话锋一转，卷了卷袖子接着说：“毛主席派我来上海，不是开玩笑的，是来改造这个旧城市，我们对斗争是有准备的。”此时，市长以极尖锐锋利的目光凛凛然威视全场道：“同时，我们完全有办法对付那些违法破坏的人！”陈市长的话说得磊落，一字千钧，全场为之一震，都感到陈毅不愧为大将军，对工商界是有“礼”，也有“兵”。

　　企业界人士参加这个会议之后，心里总算有了一点底。共产党不但开绿灯，而且答应加“油”。特别是陈市长直率坦荡，开诚相见，绝无国民党政客那份阴险、诡诈。许多产业界人士在几十年后欣幸地说：“我们认识共产党，就是从认识陈毅开始的。”
　　散会了，资本家们仍很激动、兴奋。荣毅仁驾车回到家里，一进门便对满屋子等待着他消息的家人及各厂厂长们大声说：“明天就开工，明天就开工！”
　　与陈市长第一次见面，给人的印象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事隔几十年后，当记者采访年逾花甲的荣毅仁和刘靖基时，他们还清晰的记忆起那次会议的从头至尾的情况和陈市长的一个个手势、每一句话。他们难以忘怀，是因为这次会见开始了他们一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从此他们被引上了一条新路，直至走上为国家、为人民的重要领导岗位。

　　荣毅仁庆幸自己留在上海。因为他在上海解放前夕看过共产党的传单：“共产党保护工商业。”他觉得没有谁比国民党更糟的，国民党使他吃尽苦头。就在1949年，国民党检察院控告他做面粉生意“舞弊”，结果他破费了5000美金才了结了官司。但不久，又莫名其妙地开来了国民党的一个连，在他家门口架起机枪，说要“征用”房子。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用武力来敲诈勒索。荣毅仁强咽下这口气，好歹给了50块大洋，匪兵们才呼啸离去。

　　陈毅在上海工作期间，对党中央的民族资产阶级政策进行了灵活的艺术加工，这种加工具有陈毅式的光明磊落，大开大合的性格特色。就拿对资本家请客吃饭这件事来说吧。1949年7月的一天，荣毅仁、刘靖基让许涤新捎信，请陈市长等到他们家去吃饭。这件事在市政府领导中讨论了一番，有的不主张去，说刚学过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就到资本家家里去吃饭，群众会说我们划不清界线：有的说，这些大老板鬼名堂多得很，是不是一发“糖衣炮弹”？而陈毅力排众议说：“我们与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作斗争，都不怕，现在倒怕几个资本家！？我们应该去！我们去是为了做资本家的工作，吃饭也是做工作嘛！谁要不去，我可要吃双份！”陈毅哈哈笑了，大家全都开怀畅笑。陈毅司令员在新四军中工作时，为了做统战工作，曾经在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江南名士纪振纲家里吃过饭，在饭桌上谈心，做通了纪的工作，使他捐献出大批现款、棉衣、药品、枪枝等。也曾在苏鲁皖总指挥李明扬那里吃过饭，与李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联合抗日。

　　陈毅与市府几位领导去荣家作客。席间他们侃侃而谈。他从中了解到荣毅仁现有两个困难，一是劳资纠纷；二是资金缺乏。主要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实行苛捐重税和收兑金银，民族资本中损失惨重，加上解放前夕，荣氏儿女纷纷抽出资金外逃，及解放初帝国主义对新中国搞禁运。封锁等。所以外棉原料进不来，现在库存原料不多，开工不足；而另一方面几个厂子的几万工人等着发工资买米，工资发不出去，劳资纠纷不断发生，甚至有的女工饿急了，抱着孩子去荣家闹，一拥而进占据了荣家，动手做饭吃。……而有这样困难的资本家不止是荣毅仁一家。陈市长办事真是高效率，几天内就解放了问题，荣毅仁等资本家高高兴兴地从银行支取一笔低息贷款。政府实事求是地帮助产业界渡过难关，对于推动上海工商界恢复发展生产很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