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邓小平率代表团到达纽约，4月9日，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开幕。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副团长乔冠华、黄华沉稳地坐在座位上。仔细倾听着别国代表的发言。

　　4月10日下午，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到了。随着主持会议主席的宣布，邓小平步履矫健地走到了演讲台前。他深沉的目光迅速扫视了一下会场，脸上浮现出平和、沉静的表情，给翘首以待的与会者留下从容老练的印象。特别是当他翻开讲演稿开始一般性辩论发言时，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团成员和旁听的众多记者，刹那间感受到了一位高瞻远瞩、经验丰富的老政治家、外交家的倾人魅力。
　　首先，邓小平分析目前国际局势的特点，指明了国际关系变化中的“实际上存在着的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
　　只见邓小平抬起头，面向大会主席说：“主席先生，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他抬高声音说：“这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这论断性的语言真可谓一针见血，一语中的，完全体现了邓小平的讲话风格和特点。
　　邓小平双手撑在讲台上，两眼注视着会场，一字一句地说：“我们认为，第三世界的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归根结底，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是不可分的。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我们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政治上应该互相支持，在经济上也应该互相帮助。我们之间的合作是真正平等的合作，是具有广阔的前景的。”
　　会场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听到这里非常高兴，觉得邓小平的话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反映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邓小平的长篇精彩发言结束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很多国家的代表、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纷纷走到中国代表团的座位前，和邓小平团长以及乔冠华、黄华副团长热烈握手，表示祝贺。连少数敌视中国的国家代表，也不得不从内心对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的发言感到钦佩。
　　此后的一个星期里，邓小平分别拜会或会见了许多国家的与会代表。
　　值得提出的是，4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基辛格，举行宴会招待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代表团。
　　美国的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温斯顿·洛德等待客人邓小平、乔冠华、黄华坐好后，也一一落座。然后，宾主寒暄一阵，共同举杯祝酒。
　　由基辛格出面主持的这次宴会，看起来是一般礼仪中的相互往来，实际上主要是要与邓小平商谈中美两国关系如何实现正常化。所以，宴会的欢快气氛中又包含着拘谨、严肃。但是，邓小平应付自若，柔中有刚。

　　开始，基辛格表示美国政府正在为美中两国实现正常化竭尽全力，“但一时想不出办法来”。他说完此话后，眼镜后的两只眼睛注视着邓小平的面部表情，试图寻找出对方赞许甚至热情的表示来。然而，只见邓小平挟起菜，不慌不忙地送到嘴里，表情也只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其实，邓小平十分清楚：半年前就是面前这位国务卿受尼克松总统委派，第六次来到中国，设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办法，作出了一定的承诺。今天的表示，可能是美国总统又面临了什么新的困难。所以，邓小平不露声色。
　　无奈，基辛格只好继续讲下去，他说，总统表示要在任期的头两年削弱美军驻台湾的军事力量，美中两国互设联络处；后两年采取日本的方式，实现美中关系完全正常化。最后是“同中国建交，与台湾保持某些民间往来”。既然基辛格已经代表美国政府推出了有步骤地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底牌，其中不乏表面上过于主动之意，邓小平应该有所表示了：
　　“博士，中国政府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我们能够体谅美国政府的困难。”邓小平不卑不亢、不急不缓地回答，令基辛格暗暗称赞。
　　途经巴黎，买了上百个羊角酥分赠当年同在法国的同志。有识之士评说，邓小平是周恩来“最好的代理人”

　　4月16日晚，邓小平、乔冠华乘坐的专机，在茫茫的夜空中东行，离开了纽约，离开了美国国境，第二天上午，抵达法国巴黎，在归国途中暂作休息。在巴黎期间，邓小平除同乔冠华前往总理府拜会了法国总理梅斯梅尔之外，还特意由中国驻法国大使陪同前往巴黎市内意大利广场，去查看广场旁边S街5号的一个小咖啡馆。原来，这里是五十多年前邓小平、李富春编印《少年》(后改为《赤光》)杂志的所在地。据蔡畅回忆，在这里“邓小平、李富春同志是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而周恩来同志则全部脱产”。“当时，《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同志刻钢板，李富春同志发行。”但是，岁月流逝，景物不再依旧，邓小平触景生情感慨地说：“面目全非了!不能在五十多年前的小咖啡馆喝咖啡了。”第二天早上，邓小平只好叫使馆的同志到别的咖啡馆买来咖啡给他喝，还叫人买了上百个羊角酥，准备带回国分别送给当年同在一起的周恩来、聂荣臻、蔡畅等。

　　4月19日下午，首都机场上一片欢腾，周恩来、叶剑英等又来到这里，热烈欢迎代表团的胜利归来。在专机旁，邓小平等代表团成员还和欢迎的领导人合影留念。邓小平的右侧是周恩来，左侧是江青。此时的江青身穿灰白色风衣，满脸堆笑，似乎她阻挠邓小平率团出国的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
　　世界舆论普遍关注着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会议之行。特别是4月10日邓小平的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及中国政府对外政策，更使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更注意到了5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布托总理的情节，并加以议论。他讲：按照多年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的坐法，布托坐在毛泽东的左手一侧，周恩来坐在毛泽东的右手一侧(除译员外)，但这一次坐在“周恩来座位”上的却是邓小平。周恩来坐在了布托一侧稍远的座位上。

　　应当说，外国人已经注意到邓小平纽约之行后的政治作用的加强。6月1日，周恩来在等候邓小平参加联合国特别会议归来，又处理完手头几件重要事情后，才同意入院施行手术的。为了确定接替重病在身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入选，10月4日，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成为邓小平即将全面接替周恩来最具体、最有效的步骤。12月下旬，周恩来到长沙面见毛泽东，建议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邓小平就是这样在重返政坛后，很快被进一步推向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也就是从这时起，邓小平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烂摊子”，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炎黄春秋宋毅军邵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