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与梅兰芳

梅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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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子恺先生多才多艺,在美术、文学、音乐、建筑等领域均有建树,但是他早年却不看京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五四反传统思想影响,认为京剧中封建主义毒素太多的缘故。1933年,他在家乡盖起缘缘堂之后,买了一台留声机和一大堆西洋音乐唱片,顺便还买了几张梅兰芳的唱片作为点缀。没想到这几张唱片居然让他成了一个水平很高的戏迷。

  他认为,与西洋音乐相比,京剧至少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没有和声,因此它的美来自于旋律。这种旋律可以表现丰富的人物个性和复杂的戏剧冲突,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第二是注重夸张,比如“善良正直的人,脸色光明威严,不妨夸张为红;奸邪暴戾的人,脸色冷酷阴惨,不妨夸张为白;好勇斗狠的人,其脸孔峥嵘突厄,不妨夸张为花”。第三是善于运用象征手法,比如开门、骑马、划船,只要做一个手势,执一根马鞭,拿一支船桨,就可以表达所需要的内容。

  抗日战争中,丰子恺逃到重庆,因敬仰梅兰芳的爱国情操和高尚人格,曾将其蓄须明知的照片挂在墙上。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在连续看了梅兰芳的五场演出之后,突然意识到那美妙的歌声、艳丽的姿态,都是由身体“这架巧妙的机器”表现出来的,因此他很想看看“这架巧妙的机器”在卸妆以后究竟是什么模样。

  见面之后,丰子恺发现如果按照西方的审美标准,梅兰芳的身材和容貌可以与维纳斯比美;再加上他那得体的手势,动听的音调,让人感到这简直是上帝之手制造的一件“精妙无比的杰作”。这时他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说政治家是通过建功立业使自己虽死犹生、文学家是通过作品使自己不朽的话,那么表演艺术家必须依靠身体才能把技艺传之后世。然而人的生命又非常脆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将会成为莫大的遗憾,因此他劝梅兰芳多灌唱片,多拍电影,以便把原汁原味的梅派艺术保留下来,但是梅兰芳却表示困难很大。也许是初见面吧,他们未能就这个问题作深入交谈。从梅家出来已经是夜幕降临,丰子恺不由得抱怨道:造物主啊,既然你不能延长“这架机器”的使用年限,为什么要把他造得这样精巧呢?

  与丰先生相比,他的长女丰陈宝和四女儿丰一吟更爱京剧,因此她们也想一睹这位京剧大师的“芳容”。一年之后,丰子恺带着两个女儿再次拜访梅兰芳。

  丰子恺认为,如果说上一次他是带着某种宗教情怀去造访的话,那么这一次则是带着艺术问题来请教了。见面以后,两人谈到了象征的问题。梅先生说,他在莫斯科参观苏联人排戏,为了表演“跳水”,先让几个人扯着一大块白布使劲抖动,形成“水波”,然后让演员从布上的一个洞跳进去,再从另一个洞钻出来,才能完成表演。相比之下,京剧的《打渔杀家》就简单多了,只要演员将身体上下起伏,就可以表示水的波浪。说到这里,坐在沙发里的梅兰芳仅仅作了几个动作,就把人在水中的样子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让丰子恺想到自己的老本行——漫画。他画人物,常常是只画嘴巴或眼睛,有时连嘴巴或眼睛也不画,但是评论家却说他的画是“寥寥数笔,神气活现”。有人甚至以《丰子恺不要脸》为题来调侃他,说他是“独创一格”。想到这里,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象征手法的运用不仅使艺术的表现趋于简单,还可以为观众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他认为,如果把一个人的五官全部画出来,反而会给人一览无余的感觉,这实在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笨办法。

  丰子恺是一个通人,所以他能在京剧和漫画这两种艺术形式中找到它们相通之处。相反,如果他仅仅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对专业之外的世界了无兴趣,他肯定不会有这种感悟,也不会成为一个大师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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