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沃森和英国生物物理学家克里克在吸取女晶体学家富兰克林和英国昌体学家威尔金斯有关实验成果的基础上，终于在1953年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堪称现代生物学史上一项划时代的杰出成就。正是这一杰出成就，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三人共获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1963年德国高分子化学家齐格勒和意大利高分子化学家纳塔共同获得196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他们最先在常温高压下合成了聚乙烯和聚丙烯等高分子化合物，从而使高分子合成工业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1964年霍奇金在1956年精确地测定了维生素B12的分子结构。从而实现了维生素B12的人工合成。维生素B12则是抗恶性贫血的有效药物。由于霍奇金的这两项成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她也就摘取了196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桂冠，并因此成为诺贝尔奖台上几位耀眼的巾帼之星之一。

　　■1969年1952年，德尔布吕克、美国遗传学家赫尔希和意大利生物学家卢里亚组成的小组进行了著名的噬菌体实验，证明DNA就是遗传信息的物质载体。这一杰出的实验成就直接导致了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并因此奠定了分子遗传学乃至整个分子生物学的基础。因为这一成就，德尔布吕克等三人在1969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1968年瑞典银行在建行300周年之际，决定捐款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除每年的奖金由瑞典银行提供之外，奖金数额、评奖规则和评奖程序均与诺贝尔奖的其他奖项相同。在经过一年筹备之后，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69年12月10日隆重举办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仪式。挪威经济计量学家弗里希和荷兰经济计量学家廷伯率先获奖。

　　■1979年CT扫描仪的发明，可以说是在人类的仪器诊断技术发展史上所取得的最重大的技术进步。1955年美国物理学家科马克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工作原理和主要的设计框架。这也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CT扫描仪的最初设计蓝图。英国电气乐器公司的电子工程师豪斯菲尔德即开始以科马克的设计为基础进行实验研制。此后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他终于研制出了第一台CT扫描仪。科马克和豪斯菲尔德因此荣获197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1980年英国生物化学家桑格以测定RNA的各种碱基和DNA的核苷酸的排列顺序在1980年再度获奖。

　　■1990年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美国医学家托马斯不懈地探索以骨髓移植治疗白血病的方法，从而在以外科移植手术征服这一顽症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托马斯因此与美国肾脏移植手术的创造人默里共同获得1990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25—28版“百年诺贝尔”专题，资料参考了《百年辉煌---诺贝尔与诺贝尔奖》（童鹰著）、《诺贝尔科学奖百年百人》（王恒、朱幼文主编）、《诺贝尔奖百年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及中共中央党校张永谦教授《对诺贝尔和诺贝尔奖的另类解读》一文，特表谢忱。

　　和30位诺贝尔大师聊天

　　（一）

　　9月11日，被恐怖分子所挟持的三架客机分别撞上了纽约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举世震惊。随后，“美国”、“纽约”、“飞机”几乎成了危险的代名词。在北京的美驻华使馆一时关闭，所有赴美签证暂时停办。

　　与此同时，本报的五名记者却正在做着赴美的准备：今年12月10日，是诺贝尔奖设立一百周年纪念日。为此，本报与发现图形科普杂志社联合推出了大型采访活动---到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所在国家或地区，与大师们面对面的访谈。

　　众所周知，美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云集的地方，采访名单上的30多人中，三分之二强在美国。而“三分之二强”中，又有一半在纽约一带。

　　没有人有任何的犹豫。与美驻华使馆的新闻官有着良好关系的张爱学，仍旧有条不紊为记者们的签证做着疏通渠道的工作。在该使馆重新开放后，五名记者如约与美使馆的新闻官会面，之后全部顺利地拿到了赴美签证。

　　“9·11”事件后的第九天---9月20日，《IBM诺贝尔奖百年北京青年报记者全球行》的第一名记者田利平从北京出发，飞往洛杉矶，这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两天后，张天蔚、汤正宇、安刚、杨永辉降落在纽约。

　　10月10日，第一篇报道《黑衫鹤发的冒险家---黑格》在本报上刊出。接下来的两个月里，10名记者和两名特约记者分赴美国、瑞士、德国、英国等国，采访了30位诺贝尔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医学及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截止到12月9日，本报每周以三个整版以上的篇幅刊登了所有的报道。报道刊出后，社会反响热烈。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本报与文化艺术出版社联手，将此次采访报道结集出版，在诺贝尔奖设立一百周年之际，奉献给中国的读者。

　　（二）

　　对于受过正常教育的中国孩子来说，从小到大，关于科学家的故事听得不算少。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华罗庚、陈景润等光辉的名字和名字背后的故事不绝于耳。每当立志的时候，科学家就成了一种激励的符号---因为存在于媒体中的他们，几乎无一例外是种种艰苦卓绝、忍辱负重的化身。于是，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科学家是一种荣誉---他们为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科学家生活是一种历练---要付出常人所不能想象的代价，清贫、孤独、牺牲和忍耐是科学工作的“知己伴侣”。

　　这样一种对科学及科学家的印象不能说是错的，科学的王国里“没有捷径”的诸多名言也是事实的写照。但我们仍是困惑，如果只是付出和忍耐，只是艰苦和孤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在科学的“羊肠小道”上不用扬鞭自奋蹄？不知是什么原因，中国的科学家们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也许是出于谦逊的东方哲学或其它原因，即使是面对记者，我们的科学家也很少谈个人的爱好，个人的喜怒，个人对科学的感受---因而，“科学家的故事”我们听了不少，但对科学这个职业，多数人是陌生的，崇拜大于热爱。

　　比如，我们想象不到科学家会谈到“喜欢麦芽浆威士忌”，“78转的唱片”，想象不到科学家这样分配自己的奖金---“首先修缮自己的豪宅，然后为儿子买一匹矮种马”，想象不到科学家的实验室里摆放着大大小小的家人的照片，更想象不到从那里窜出一条体形硕大的……但是，在这一次世界顶级科学家的采访中，我们的记者却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他们“千人千面”的飞扬个性及无远弗界的智慧能量。

　　当然，科学家们生活的细节再丰富，其圆心仍是科学探索---他们的专注、他们的坚忍、他们的忍耐与我们千百次的听说关于“科学家的故事”并无异处，只是好像不约而同，他们更强调的是另外一些事：“科学是一件非常美妙而充满魅力的事业，因为它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益处------我干着我最喜欢的事情”

　　“科学是激动人心的并且让你有所收获”

　　“我希望年轻人能够从这个不断进展的世界里分享发现的快乐”

　　“细心选择你的方向，去冒险吧”

　　兴趣、好奇心、怀疑和叛逆精神、冒险、坚忍---在记者们的手记和与采访对象的对话中，我们领略到一种快乐的科学生涯：在这里，付出和忍耐、艰苦和孤独都是心甘情愿的，因为他们被自身强烈的好奇心所驱使，他们把宇宙的万物看成是一个“洋葱”，他们倾其一生，就是要一层一层地剥开它，一点一点地进入到自然奥秘的核心。

　　在策划这次活动的时候，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曾说：“亲身采访诺贝尔奖获得者，意义十分深远。二十世纪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步伐，成为人类文明进步最具革命性的推动力量。建立于二十世纪初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生理学/医学科学奖，在其百年历史中奖励了许多因为在科学发展道路上作出了具有原始性、突破性的科学家，使其成为众多国际性科学奖项中最具权威的自然科学奖。在这样的形势下，亲身采访诺贝尔奖获得者，介绍他们的辉煌业绩，我们不仅可以普及现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同时可以学习这些科学泰斗们身上所具有的科学和创新精神，以此提高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培养现代科学意识。”

　　这次的独家采访活动，记者们确实初步领略到这样的精神和意识，并栩栩如生地传达给了我们的读者。

　　有一句老活说，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智者交谈。而当你手捧《与诺贝尔大师面对面》的时候，和你聊天的将是和你同时代的30个世界顶尖级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