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们仰望唐代诗国群星璀璨的天空时，眼睛总会被一颗十分耀眼的明星所吸引，他所释放出来的那种明亮、夺目的光辉顷刻洒满了你的全身，照进了你的心田，顿时使你如沐春风，感觉周身温暖、热血奔腾。他就是与李白齐名、有“诗家天子”、“七绝圣手”之称的盛唐诗人王昌龄。
　　著名的唐人选唐诗《河岳英灵集》的作者殷璠选诗最重风骨，而在《河岳英灵集》中选王昌龄的诗最多。在文献学、史学、诗学、小说及戏剧学方面都有突出成就的明朝著名学者、诗人和文艺批评家胡应麟，以及明代文坛盟主、史学巨匠王世贞等，均将王昌龄与李白并列，将二位的诗同列为神品，不分轩轾。
　　王昌龄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创作了大量名垂千古的光辉诗篇；二是写作了代表盛唐诗论之最高成就的《诗格》。
　　其诗气势雄浑，格调高昂，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尤其是七绝，声情并茂，韵味丰盈，不愧为神品。
　　其《诗格》比起初唐类似的著作已有很大的超越，与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一样，代表了盛唐诗论的最高成就。
　　王昌龄不但是盛唐时期最有才气、出名很早的诗人，也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诗人。他早年“年少家贫，困于农耕，”后从军戌守边关达七年之久，虽没有记载他曾经立过何等显赫的战功，但他精于剑术却是有记载的。从民间传说中也可以窥见一些端倪。
　　传说他被贬为龙标尉后，每日早晨都去江边练剑，有一日他激情难抑，将手中利剑飞掷而出，击中了身旁的一块巨石，剑身没入石中，后来，人们就将这块巨石叫做“剑劈石”。至今，“剑劈石”仍屹立在湖南黔阳（古龙标）芙蓉楼前沅江之滨，可见传说虽然有些夸张，但也不象是空穴来风，还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
　　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埋骨边塞，回来时还得了一个小小的、不入品的官职。但凭他的胸襟、才气，又岂愿长期做一个位居人下、无所作为的平庸之辈呢？所以很快他就考取了他应有的功名——进士及第。这一年他才二十九岁，这在当时的文人、诗人中是少有的。不仅如此，在他三十六的时候，还入选了博学宏词科，史书记载这事时，用了“超绝群伦”四个字，可见他的才华确实是很出众的。
　　《河岳英灵集》是一部很有名气的唐人选唐诗，作者殷璠选诗最重风骨，而选王昌龄的诗最多，达16首，他说：“昌龄以还，四百年内，曹、刘、陆、谢，风骨顿尽。”所以，王昌龄的风骨由此可见一斑。所谓风骨，既是指人的气概、品格，也是指诗文所体现的慷慨、刚健的风格。我们读王昌龄的诗，首先深刻感受到的就是这种风骨。
　　也许，现在知道王昌龄的人数与知道李白的人数不可同日而语。原因在于：
　　当时王昌龄的在世人中的名声不及李白，一是因为王昌龄长期被贬在边远的荒蛮地区，结交的人相对较少；而李白长期滞留于京城活动，又挥金如土、交接甚广，并经常干谒于达官贵人。这正如当今对明星的宣传、包装一样，有人捧与没人捧，效果会很不一样的。二是因为王昌龄长期生活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地方，作品散失较多，加之辞世过早，创作的作品数量也比李白要少。三是因为李白自由奔放、平民化的个性在诗中反映出来，使其作品具有极大的亲和力。这正如白居易的诗一样，若论艺术水准，比李白、王昌龄、杜甫，甚至其他很多诗人都差了一个档次，而因其通俗化的倾向更受民众欢迎，所以侪位于唐代三大诗人。相比李白、白居易的作品，王昌龄的诗作更雅正一些，温良敦厚一些，一般读者很少能够完全领略其诗旨和思想精髓，只有具备很好的专业素质、达到一定理论高度的人，才能了然于胸，使得受众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近、当代李白的诗名胜过王昌龄，那是因为李白豪放的性格、目空一切的气势及其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与当代一位伟人极其相似，所以受到了这位伟人与舆论的极大推崇与宣传。
　　但我们把两位伟大诗人做一个对比的话，也许王昌龄更令人感动。这是因为，我们从王昌龄作品的字里行间总能深切地感受到一种不屈不饶的精神风貌，一种积极进取的人格力量。如：
　　七绝龙标野宴
　　沅溪夏晚足凉风，春酒相携就竹丛。
　　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
　　是青山有情还是明月有义？都不是，是诗人自己有情有义，在遭受贬谪、流放之际，仍然怀着一颗拳拳之心。
　　又如：
　　七绝送柴侍御
　　沅水通流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以山同云雨，明月与共劝慰好友，情感深挚，但虽见离愁而不显伤感。
　　再看：
　　七绝芙蓉楼送辛渐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这是他被一贬再贬、最后贬为龙标尉后所作的。面对一连串的政治打击，他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坦然面对、清者自清的心态。这其中虽有愤慨与不平，但丝毫没有颓废之气。
　　李白素来被称为浪漫主义诗人，其创作表现手法是非常积极的。他自由解放的思想情操和具有平民倾向的个性，也使他的诗与读者有着极大的亲和力。但我们透过他那些极富浪漫色彩的语言，有时看到的却常常是一个消极的人格。如：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李白《将进酒》）
　　十分明显地流露出了一种人生易老、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情绪。
　　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迭道初成。（李白《庐山瑶寄卢侍御虚舟》）
　　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同上）
　　这是李白虔诚修道，向往飞升，也即看破红尘、消极避世思想的反映。
　　当然，客观地说，李白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思想是极其复杂的，在他的思想中，是儒、释、道掺杂在一起的。所以他既努力追求自由、抨击权贵，又大肆宣扬及时行乐、流露人生如梦的思想，时而表现出积极的进取精神，时而又表现出消极的厌世态度，不能简单地一言以概之，但其消极无为、逃避现实的人格凸现也是确实存在，不容置疑的。
　　不仅如此，我们将中国古代以豪侠而名的诗人作一下比较，就不难发现，在王昌龄身上还有着一种其他豪侠诗人所缺乏的极其难能可贵的东西，那就是：阅尽人世的深沉感，观察事物的敏锐感，承载历史的厚重感。比如，李白的边塞诗，往往着眼、局限于某些具体战事；而王昌龄的边塞诗，却常常将具体战事融入广褒的历史背景，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各种角度来分析、审视。在中国古代，具有如此睿智、并达到这种思想高度的诗人是不多见的。
　　但是，就是王昌龄这样一位文武双全、风骨嶙峋、积极进取的人，却终其一生也没有获得过一个象样的官职。其境遇何至于此？根据《旧唐书》和《唐才子传》等史书记载，因为王昌龄“不护细行”，而至“谤议沸腾”，曾多次遭到贬谪。其中最重要的两次：一是支持贤相张九龄，反对奸臣李林甫，张九龄罢相后，被贬岭南；二是任江宁县丞时，因投诗进谏，以“不护细行”之罪，贬为龙标尉。可见，王昌龄多次被贬其实是政治迫害，所谓“不护细行”只是一种借口而已。
　　关于王昌龄的任职经历，现有的书籍多有错讹，如《百度·百科》、《唐诗选注》等，认为王昌龄进士及第时先任秘书省校书郎，入选博学宏词科以后，改任汜水县尉，再迁为江宁丞、龙标尉。我认为这种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县尉一般是考取功名、初入仕的起家官职，而秘书省校书郎则多由具有一定声望的文学之士担任。再者，象汜水这样的小县的县尉，在唐代为下县，其县尉的品级为从九品下，而校书郎为正九品上，中间相差从九品上、正九品下两个等级。难道说王昌龄入选博学宏词科以后，反而由正九品上的校书郎改任从九品下的县尉？这与情与理不合啊。
　　所以，王昌龄应该是在进士及第时先任汜水县尉，七年后，诗名日盛，加之入选博学宏词科又超绝群伦，已经具有一定声望，这才由从九品下的下县尉擢升为正九品上的秘书省校书郎，后因得罪奸相李林甫，才被贬为江宁丞、龙标尉。
　　王昌龄的好友、诗人常建《鄂渚招王昌龄张偾》诗云：“谪居未为叹，谗枉何由分。”充分肯定了王昌龄遭贬是属于“谗枉”的性质。王昌龄《为张亻贵赠阎使君》则云：“犹畏谗口疾，弃之如埃尘。”其中对“谗口”的愤慨，实际是他为自己遭受冤屈的辩解。其《芙蓉楼送辛渐》中所谓“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则进一步表白了他自身是冰清玉洁而遭诬陷的。所以，王昌龄遭贬的确是一场不白之冤。
　　殷璠著《河岳英灵集》时王昌龄的诗被选入最多。据说他编写此书是怀着一种强烈的怀才不遇心态的，所以入选的诗人绝大多数也都是一些怀才不遇、职位低微、仕途无望的诗人。而我们从此书选录诗人作品的时段，即唐开元二年至天宝十二年，可以确定其成书时间大致在天宝十二年以后的二三年间，即天宝十五年左右，也即王昌龄辞世前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据此推断，即便是在当朝，王昌龄的境遇也早已经使时人为之惋惜、深感不平了呢？一定是的！
　　有史书记载，甚至至今也有很多人认为，闾丘晓是因为嫉妒才能而杀害了王昌龄，但我是深表怀疑的。
　　当然，现代心理学研究和我们的生活经验都可以证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的人，常常容易遭人嫉妒，所谓“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就是这个意思；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也是这个意思；所谓“高峰一出群山妒”还是这个意思。所以，说闾丘晓非常嫉妒王昌龄的才华和人品，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作为一个官居正四品以上的刺史，面对一个八、九品的小官，具有居高临下的极大优势，他犯得着拿自己与王昌龄比较，并将之当做眼中钉、肉中刺吗？好比当今的市长、省长兼市委、省委书记之流，即便无才无德，他所占据的位置使他自有万人拥戴，他会将一个虽有才学、有诗名，但仕途无望的穷酸诗人放在眼里吗？除非是吃饱了撑的。这些古今官员真正嫉妒、必欲与之一较高下的，是那些地位与自己相当、并且随时有可能在仕途上超过自己的同僚。所以，说闾丘晓仅仅因为嫉妒王昌龄的才学、人品而杀他，我觉得理由是很不充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