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

　　1857年夏，一代大家辜鸿铭出生在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能说一口流利的闽南话，也能讲英语和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

　　辜鸿铭的祖辈是很早的时候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的，积累下了丰厚的财产和声望。辜鸿铭生下不久，一个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将他收为义子。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义父布朗先生对辜鸿铭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辜鸿铭一时没有听懂。

　　义父又说："你要跟我去学本事，将来回来才可以做事。"

　　辜鸿铭同意了。于是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10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

　　临行前，辜鸿铭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点上一支香，把儿子叫到跟前，对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母亲则用中文大声地在辜鸿铭面前重复说：记住，中、国、人！

　　由于辜鸿铭出生后不久便和布朗夫妇生活，跟生母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但辜鸿铭对母亲的印象极其深刻。辜鸿铭后来说，他印象中，在很小的时候，由于家庭条件不错，空间很大，母亲除了教他英文外，对他很放任，几乎不怎么管他，并没有给他特别的母爱。但在他一生中，母亲在他心中的位置却似乎超过了父亲，他特别能记住母亲的话，哪怕是一个表情都印象深刻。因此，当母亲让他记住自己是中国人的时候，他几乎把全部的母爱都揣在了身上。

　　辜鸿铭曾不解地问母亲，你是一个西洋人，为什么还要强调儿子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母亲说，记住，一个男人是需要气节的。

　　带着母亲的嘱咐，他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四十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十四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分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想起了他临行前父母的话，并听到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指导，决心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

　　在19世纪，西方人常常在各种场合表现出对中国人的不敬。血管里流淌着中国血液、心头深怀母亲嘱托的辜鸿铭总是运用中国人的机智一一回应。

　　他给祖先叩头时，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

　　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

　　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特别想见辜鸿铭。毛姆的朋友就给辜鸿铭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毛姆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鸿铭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鸿铭的小院。一进屋，辜鸿铭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他还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

　　他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说：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特征，除了我上面提到过的那三种之外，还应补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灵敏。

　　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在国内很受尊敬。他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代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年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而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是狂放的，有人说他是用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他看到不少中国学者摒弃国学，崇洋媚外的畸型心态，便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娶了东方姑娘，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却留辫子、穿旧服，甚至为纳妾和缠足进行辩解。

　　但他对中国文化的捍卫并非无原则，在他心中，精华和糟粕、文明和保守界限分得很清。他一生主张皇权，可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辜鸿铭非常厌恶袁世凯的盛气凌人，自高自大。他曾用汉语和英语公开同他斗争。有一次，袁世凯对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辜鸿铭听了这话，认为一个中国政治人物竟然在外国人面前如此有失身份，便讽刺道："当然，这要看所办的是什么事，如是老妈子倒马桶，自然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还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到的。"

　　袁世凯听后火冒三丈，却终敌不过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办堂会，庆贺了三天。

　　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九种语言，获十三个博士学位，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没想到母亲的一句嘱托影响了辜鸿铭整个一生。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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