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出真知的原则，在游山玩水的感受方面也不例外。如果不亲身经过三峡，只看南宋夏圭的《长江万里图》之类的艺术反映，对三峡的美就很难领略。如果不亲自上黄山，只看照片或山水画，也许不免引起误会，以为黄山之美，一棵“迎客松”就代表得了。其实，不出名而又各具丰采的黄山松，多得难于一一记述。“始信峰”的“接引松”之美且不说，单论它南边山坡上那棵不知叫什么名字的古松，枝粗如干，受过致命的折磨仍很健壮的气对游人们不是没有吸引力的。即使是出名的松树，例如使人想到身材魁伟、嗓门洪亮、脸谱带点天真妩媚的张飞的“黑虎松”的美，更不是“名声在外”的“迎客松”所能代替的。

　　不知道为什么，“迎客松“仿佛是黄山松的唯一代表，形成“十处打锣九处在”的局面。正是四川的熊猫，未必知道它们在美术界的地位的显赫，到处出头露面的“迎客松”是问心无愧的。“迎客松”由它那不可被代替的美，多次在革命外交路线方面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不过，因此就不管是照片，是工艺美术，处处都是它在出风头，它就未免太受累了。如果它对于没有上过黄山的人来说，不再是了解黄山松的引线而成了障碍，那就更不好了。

　　和松、石一样，云在黄山也很有魅力。明、清游人的笔记，往往把云与松和石并列，属于“三奇”之一。一般地说，松和石是静的，云是动的，它本身的变化最明显。但我觉得，正如松和石的美那样，云的美也是与其他自然物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联系，它那动人的特征才更显著，成了朝霞和晚霞的云，在峰后或树前的云，在微风或急风中流动的云，它那变化多端的美的特征，不能脱离阳光、风势等外因对它的影响，不能不受它和松、石的联系的规定。我在黄山的“北海”，花了大约十二个黎明的时间，比较太阳出来之前天空与云的变化。我觉得它们那形态和色彩的变化，远比朝阳本身更吸引我的注意。如果我会拍摄照片，我是不愿拍摄已经出来的太阳，而要拍摄太阳将出未出时的云雾与天色的。这并不是说我要否认初升的太阳之美，我不过是在说，期待的心理在美感中有重要作用。我特别爱看东方的云雾怎样给朝阳的出现形成无限复杂的变化。譬如说，有时，在横抹一笔似的暗云后面，正要出来的太阳好象是一个山头紧靠帐馒的吊灯，云使太阳在我们的印象中起着种种想不到的有趣的变化。但是，就朝霞的色彩的种种变化来说，它那变化的美和太阳的照射的变化分得开吗？正因为云与日之间的相互作用很不简单，所以我往往不同意一般地把太阳当做主角，人云亦云地把云彩当做太阳的陪衬，而有时觉得变化多端的云才是我所要着重观赏的对象。古人“坐看云起时”那种使自己感到愉快的心情，我是可以体验得到的。

　　在北海的“清凉顶”，或在北海去“始信峰”途中，有好几个地方能够看见出色的奇石“猴子观海”。所谓“观海”，是指石与云的关系棗其实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棗来说的。黄山雨后的第二天早晨，云海处于有石如猴这个石峰之下，人们把自己对云海的兴趣，寄托在那块形似猴子，其实对云海无所谓兴趣的石头身上，所以“猴子观海”这个命名就成立了，就流传开来，代替了“猴子望太平”的名称。但是黄山并不常常下雨，所以“猴子”常常无“海”可“观”，看去似乎有点寂寞。

　　我为什么对“猴子观海”这块奇石也很有兴趣，现在我还说不清楚。也许，因为我在青少年时期游峨眉山时看见过敢于向我伸手要食物的猴子。也许，因为川剧里的丑角那种机敏的艺术表演使我联想到调皮的猴子。也许，因为四川东汉时期的画像砖那种调皮的艺术风格使我联想到猴子。也许，因为我在“散花坞”的夹谷里，和一个十二岁的小学生棗海英，三里路花费了五个小时的时间，经常把双手当脚来使用，越过溪水和危石组成的十来道险阻的经历，使我对“猴子”更感兴趣。

　　我在第一次离开“北海宾馆”的前夜，在天黑之前，冒着寒风爬上“清凉顶”，和我向人戏称为“同乡”的石猴“告别”。第一次和它相见，是到了“北海”稍事休息，就去游“清凉台”、“清凉顶”，导游小周介绍我们相识的。当小周热心地把石猴介绍给我，我学那调皮的猴于，故意说“猴子观海”这名称未必准确，说它象一只狗熊也可以。小周没有和我争论，但他那神气，看来对我的话是不以为然的，石猴似乎转过右边来的长脸，那样子的确不见得非算作猴脸不可。但人们愿意把这块石头看成猴子而不看成狗熊，不见得是人们惯于盲从的缘故。也许，是人们对猴于较为熟悉和较有好感的缘故。不论如何，某一块石头对人们所引起的联想、想象和幻想，那确定性总是很有限的。就拿这个石猴的动势来说，从“清凉顶”看去，既能引起左手给左脚搔痒的幻觉，也能引起左手在给左脚拔鞋后跟的幻觉。但是，“猴子观海”这一名称能够流传，正如巫山峡里的神女峰的名称能够流传一样，是人们有一种共同的心理活动棗自己直接的或间接的生活经验成为联想、想象、幻想力的基础，使那些和生活在社会里的人并无直接联系的自然现象，成为丰富自己精神生活的对象，成为人们乐于欣赏、于称道的对象，成为还不能直接看到但很想直接看到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和人离别却又使人怀恋的对象。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白这首借他与自然物发生联系的机会，抒发他对社会生活的感受的好诗。它的好处之一，是诗人在想象中把自然物人格化了。安徽宣城的敬亭山，我没有机会亲眼看到过。不过我现在可以肯定，它这个不知多少万年就站在那里的山，对李白和对我们与一切人来说，都是无所谓看与不看的。李白偏偏要说敬亭山和他自己一样孤独、寂寞，因而互相间建立了情感交流的关系，这是不是因为李白的神经有了毛病呢？不象。这好象我分明知道黄山那只石猴，不可能也把我当作它的朋友，它对于我的告别是无所谓的。但我总不能不去和它告别的原因在于我不是用地质学家或生物学家的眼光看山石，而是出自寄托某种情感的需要，使对象人格化了。那天黄昏我去和石猴告别的时候，没有云海可观，它是无所谓观海不观海的。但我并不因此企图否定，为大家所公认的“猴子观海”这一名称。对自然美的欣赏，当然不应当少数服从多数。每一个社会经历不同，因而情绪状态不同的人，面对同一自然现象的感受不会是等同的，而是千差万别的。但是，人们生活的某些方面有共性，所以，正如今人与一千年前的古人李白写《独坐敬亭山》的情感可能有某些相近之处，这就形成了李白诗篇的永久性那样，不论石猴是不是在“观海”，它也能象浙江北雁荡山那个“犀牛望月”之类的奇石那样，给许多人提供了审美的享受。

　　每一奇石的名称能不能流传，完全不是命名者所能加以强制的。我对黄山那些流行的石名，不是一律愿意投赞成票的。那些封建思想和宗教色彩较浓的名称且不说，即使是较为一般的，例如“猴子捧桃”，我不以为都是很确切的。在我看来，人们所说的“桃”，其实可以看成“猴头”。我问业余画家朱峰，可否把“猴子捧桃”改为“猴予背猴子”。他说，早已有担东西上山下山的人说，大家公认的猴头下的桃子，也象一个猴头。看来把名改为“猴子背猴子”，不会犯为翻案而翻案的错误。尽管导游手册仍然称它为“猴子捧桃”，看来已经流传了的旧名称，是不太经得起观赏实践检验的。石头本身的特色，对于命名才是有雄辩力量的依据。因为时代的推移，改变名称的现象很普遍。正如早已出名的“文殊院”，现在叫做“玉屏楼”那样，石头“仙人指路”，也名叫“喜鹊登梅”。对于这一为人所乐于称道的奇石名目，我是不感兴趣的。的确象是一个指路的人的“仙人指路”，这一名目没有增加我对这块石头的美感。这不是因为我游山时，一味地要自己去闯而不接受导游的指引，而是觉得这样的名称太确定，它有可能妨碍游人的想象活动。特别是“武松打虎”那样的石名，当我用石块形态本身的特点来检验，分明觉得这样的名称很不确切。

　　在历代黄山游记里，不记得是谁说过：游黄山忽视黄山整体的美而注意某些奇石，是一种不可取的游山态度，他声明自己根本不关心什么奇石。这种说法虽然不免有点偏激，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人们游山不关心黄山整体的美，只关心某些名石，当然不会从黄山得到多方面的审美享受。不过，正如黄山的云、松以及水一样，石也是它的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黄山的瀑布或水潭也很有单独观赏的独立性那样，游山即可从黄山整体中去观赏它，也可着重观赏其中的某一奇石。基于这样的设想，我才打算从观赏雕塑艺术的角度着眼，选些黄山石托人拍照，编本画册供人欣赏。但我也不轻易接受前人给黄山石所定下的那些名称，我讨厌某些牵强附会的石名。较之较为确切一点的“仙人踩高跷”之类的命名，实在不太妙。给石头命名而硬做文章，还不如不命名的好。石无名对游人有不便之处，但无名石也可以给游人提供了更多的观赏的自由。欣赏活动可以避免不确切的命名的拘束，这是无名石的魁力的一个方面。

　　黄山之美，何尝限于它的表面。晴天，从远处看，“天都峰”“玉屏峰”、“莲花峰”，表皮的树木较少，它那灰色的水泥建筑物式的色彩，实在引不起我的美感。但是，当我深入峰内，在树或杂树覆盖下的石头，在笨拙中显得玲戏，有的还长着青苔，阳光透过树叶照着它，显得那么优美，那么甘于寂寞，使人觉得它有一种自尊、自负和自得其乐的情趣。黄山随处都有这种未经人工修饰的自然美。也许，正因为它未经人工的修饰，它就具备着一种能够和人们变化着的兴趣相适应的优点的。

　　黄山某些并不存心逗人喜欢的对象，比某些存心逗人喜欢的命名要逗人喜欢得多。在登“玉屏峰”的陡坡中，有一处路名“小心坡”。这一段路的趣味，不在于这一名称所指示的危险，不在于这一名称所暗示的人对人的安全的关切，而在于它那出人意料，突然在向上走的道路中，在右壁的旁边，现出了一段下坡路这一特点。这对初上黄山的我，造成了一种疑惑：好不容易将要爬上玉屏楼，怎么突然又要朝另一山沟走去，原来，只不过那么一小段路才是朝下的。朝下走走之后又朝上走，这就有点近于戏剧冲突，给我造成一种不平凡、不单调的愉快之感。当时，我已经走了一天的山路，需要休息了。而这段朝下走的道路，却在这时给我产生一种难于到达目的地的错觉。接着，朝上走的道路纠正了这种措觉。虽说我二上黄山，“小心坡”的底细已为我所掌握，没有一上黄山那么令人陶醉，但是，较诸存心要讨人喜欢，可惜曲解“咫尺千里”的原则，不必要地修出些弯来转去的道路，以人工气代替天然之美的庭园设计要美得多。“小心坡”那些出人意料的转折，没有矫揉造作的人工气，所以它对我来说，是逗人喜欢的。如果主管庭园设计的干部能够读一点画论、诗论，懂得诗人王夫之为什么要强调“咫尺有千里之势”的一个“势”字，可能是有助于改进自己那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作风的。

　　黄山的“小心坡”、“鲫鱼背”等险路，使我回想起比它们更险的华山的“千尺幢”或“苍龙岭”。单说“千尺幢”，这个上山第一关的险路，当我还未到跟前，只看见壁陡的石壁，以为华山是无路可通的。到跟前，拉着铁链，摸着石缝往上爬，那难度似比黄山的“阎王硫”要大得多。行人如果不拉出大一些的距离，前人的脚后跟可以和后人的额头碰在一起。胆小的人要是回头看，朝下看，那就难免腿软而发生坠崖的危险。当我爬进可以站下来喘喘气的大石缝，仰头看，一块险石夹在缝顶，好象随时都可能掉下来的样子。……本来打算写华山游记的资料虽然早已散失，许多有趣的印象例如背靠石头陡路，坐下来歇一歇，朝左右和前面看，只能看到天空而看不到山和树的印象，如今回想起来也觉得很有趣。游山有发现新事物与受累或遇险的矛盾，但我是宁肯受累或遇险也要上的。两游黄山两上“鲫鱼背”，再上黄山还补上了“莲花峰”，能说不累吗，但在受累的同时，高兴得不顾礼貌，狂啸，而且这些放肆行为影响了远比我讲究礼貌的游人，以啸还啸，互相应和。现在看来，不论是黄山还是华山，不论是雁荡山的“小龙漱”还是“将军洞”，冒险和受累换来了精神上的享受。我也说不清，为什么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上黄山，比“文化大革命”之前上华山，使我觉得有不能自抑的高兴。我想，借此肯定了自己的体力，不是我游黄山格外高兴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