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刚刚过去的12月1日是第22个世界艾滋病日。艾滋病，当治愈这一疾病还仅是人类的美好愿望时，预防，成为了保护生命最积极与务实的措施，教育，无疑是实现预防最有力与有效的手段。

  本期文章将目光投向处于危险又传递希望的大学生群体、为了年轻生命的安全与美好而奋斗的健康教育教师，以及赋予青少年群体抵御危险根本能力的健康教育。一个个故事所折射出的希望与进步、孤独与尴尬，推动着我们去思考：面对关爱生命与健康这一话题，教育者需要做什么？社会需要做什么？政府又应该为此提供什么样的支持？

  ■本报记者 李小伟

　　大学生志愿者的心愿：“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

  11月28日早上8点刚过，北京玉渊潭公园，虽然寒意料峭，潭水已经结了一层薄冰，往日里穿梭的游船也被“冻”在船岛上，但游人并不稀少，锻炼身体的人们更是活跃，或跑步或打拳，或跳舞或唱歌。

  沿着公园湖边的林阴小道，穿过络绎不绝的人群，记者找到了少年英雄纪念碑，见到正在忙碌的北京市红十字会“防艾”核心小组成员、大四学生王聪及他的同伴们。

  他们是在为一个名为“心系红丝带，点滴暖人心”的活动而忙碌。这个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的志愿活动，他们已经策划了很久。记者赶到时，几名大学生志愿者正在忙着挂横幅，上面书写着今年“12·1”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遏制艾滋，履行承诺”。横幅前几米远的长桌上摆放了许多宣传材料。

  “您给签个名吧！”每当有人路过，中央财经大学大二学生王敬昭和她的同学都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当有人问起活动目的时，她和同学们就会热心地讲解，然后递上笔让游人签名，之后面带微笑地道谢。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市民张一一边问着，一边拿起桌上的宣传材料看了起来。“这是一个宣传艾滋病的公益活动，希望您能参加。”王敬昭面带微笑地为这位市民递上了一支笔，“您在这里签个名吧！”张一接过笔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一位刚刚结束晨读路过此处的中年妇女，在宣传板前驻足，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拿出笔来作记录。“有些知识挺有用的，我就记下来了。”她说。年过80的市民王兆民在签名簿签字后拍着一位大学生志愿者的肩膀说：“预防艾滋病教育很重要，人们不太了解，你们的宣传有必要。”

  编织红围巾是活动的重要环节，北京林业大学学生张倩正在一针针地教大妈们编织围巾。一位姓李的大妈饶有兴致地学了好几分钟，竹针在她的手里上下翻飞，围巾不断增长。李大妈说：“我织了几十年毛衣，手法还没有忘，今天能织围巾也算是发挥我的特长，为艾滋病人送上一份祝福吧。”

  王聪告诉记者，“心系红丝带，点滴暖人心”是首都高校青春红丝带社团组织的大型预防艾滋病主题宣传活动。这次活动以红围巾为载体，前期分别在各个高校进行了“防艾”宣传、横幅签名、发起同学参与编织红围巾等关注艾滋病的活动。在玉渊潭公园组织的活动除发放有关艾滋病的资料、向游人宣传艾滋病相关知识外，还有前期活动的总结和集中展示。大学生志愿者们亲手编织了121条代表温暖和爱的红围巾，将预防艾滋病的努力传播到世间，传播到每个人的心中。

  本次活动吸引了首都15所高校的上百名大学生参与，在公园多处景点共发放了5000多件宣传资料和纪念品，有100余人在“遏制艾滋，履行承诺”的横幅上签名。

  北京市海淀区疾病控制中心史如晶认为，大学生志愿者们在活动中表现出的激情和展现出的创意，对于“防艾”宣传教育很重要。

  “本次活动充分发挥了大学生的主动性和主体作用，让大家看到了大学生志愿者的努力，以及他们在抗击艾滋病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证明大学生志愿者是有能力肩负和担当社会责任的。”首都高校“青春红丝带”社团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许建农说。

  许建农介绍，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有70所高校成立了“青春红丝带”社团组织，绝大多数社团成立了领导机构，有社团章程，有成立仪式，有工作计划，在艾滋病防治志愿者队伍招募、社团组织建设、宣传教育活动等方面做了许多积极有效的工作，为北京市艾滋病防治工作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作出了积极贡献。

  大学生志愿者的行动只是学校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一个缩影。几年来，教育部通过规范教学管理、开展师资培训、开发教学资源、创新教学方法、推广典型经验、加强督促检查等形式，积极推进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的开展；各地按照教育部的部署，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和成效。如湖北省将艾滋病防治知识列入中考内容，辽宁、浙江等省将预防艾滋病的相关内容编入地方课程教材；江苏省在落实预防艾滋病教育教学计划的同时，还开展了“六个一”活动（即发放一张处方、张贴一套宣传画、观看一部录像片、开展一项主题活动、设立一个开架图书区域、设置一个宣传园地）；广东省免费向省内高等学校和省属中等职业学校新生发放《广东省学校预防艾滋病基本知识问答》，并编印《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教师教案汇编》发至学校，指导教师的教学；云南省为城市低保、农村贫困学生免费发放预防艾滋病教育和禁毒教材450万册，并在每个地、州、市建立预防艾滋病、预防毒品教育示范学校。

  抽样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开展率已达87%，学生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率达88.1%。

    健康教育教师的痛楚：“还是有感到动力不足的时候”

　　北京景山学校健康教育教师刘莹曾主要从事生物课教学，33岁时就被破格评为中学生物高级教师。近些年，她潜心研究健康教育，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健康教育的教育教学上，取得了不少成绩：北京市中学市级骨干教师、教育部评选的全国学校预防艾滋病教学一等奖等。她撰写的预防艾滋病教育教案被译成英文登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网站上。

  刘莹所在的北京景山学校自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坚持在七年级的学生中开展以性健康教育为主的青春期健康教育。从1998年6月开始，在六年级开设“学校中的生活技能教育”课。从2000年3月开始，为五年级女生开设“经期卫生”课。目前，该校已形成了面对五、六、七3个年级学生展开，跨中小学，按计划开齐、开足的态势良好的青春期健康教育。

  即使在这么重视健康教育的学校，健康教育工作干得红红火火的，刘莹还是有感到动力不足的时候。在学校里，没有教师和她一起备课。她想开展教研活动，却没有上级教研人员指导。更让刘莹苦恼的是，学校没有人评价她的授课质量。

  不仅如此，和刘莹同时评中学高级教师的老师早已成为其他学科的特级教师了。按说刘莹的“硬件”也早够评特级教师了，但生物学科的评委认为她在生物教学与研究方面的“硬件”不够硬。而如果参与体育与健康学科的评级，刘莹自己都觉得不大对劲：一天体育课没上过，怎么可能评体育特级教师？前不久，学校领导找到刘莹，希望她培养一下新人，刘莹没有答应。她说：“自己这样也就罢了，别让其他人‘趟浑水’了。要是将来进步不了，高级职称也评不上，人家还不怨我？”这样的现实让刘莹有种“唐吉诃德挑战风车”的酸楚感觉，她说自己是凭着一腔热情和对这项事业多年的感情在坚持干工作。

  11月27日，北京大学儿少所副所长马迎华的一次关于艾滋病的讲座吸引了北京外事职高的学生们。她开讲后没有立即切入正题，而是先让学生用左手拼写“AIDS”（艾滋病的英文缩写）这个单词，然后又让学生们依次用右手写、左膝写、右膝写、腰部写这几个字，最后几个部位一起写。虽然学生们在最后一个环节中乱了套，但大家都记住了一个词——“AIDS”。随后，马迎华又通过一系列生动的案例让学生们记住了艾滋病的三大传播途径、交友不慎带来的危害、为什么要规范自己的行为以及如何关心艾滋病人等知识。40分钟的讲座过程中，马迎华亲切可爱如大姐姐，很少说教的教学点燃了学生们的热情，使学生感到收获很大。

  “马迎华是我国健康教育界的专家，她的讲座活泼有趣，总能结合最新研究成果，既循循善诱又环环紧扣，给人以启迪。只可惜这样的健康教育教师太少了。”一位教育部官员在观摩了马迎华的讲座后感慨道。

  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中小学健康教育专职教师少得可怜，不少学校是由生物或其他学科的教师兼任的。目前大多数学校的健康教育都由校医承担，他们既要管理学校的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又要抓学生的体检、体质监测等一系列工作，同时还承担了健康教育等方面的任务。繁重琐碎而又责任重大的工作让他们不堪重负，然而他们在发展方面却难以与其他学科的教师相提并论。

  因而，一些专家指出，作为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近些年我国在中小学开展禁毒、防治艾滋病等教育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从全国整体来看，学校健康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其中师资问题是制约健康教育在很多学校不能正常开展的主要原因。

　　健康教育面临的尴尬：“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2008年年底，教育部对学校体卫艺工作进行了专项督导，结果表明：尽管有不少中小学开设了健康教育课，但大多数中小学校尤其是农村学校基本上没有按照《健康教育课指导纲要》的要求安排课时，更没有将健康教育课纳入课表中。

  马迎华告诉记者，健康教育中的性教育和艾滋病等教育在许多地区和农村学校基本是以讲座形式进行的，如“12·1”世界艾滋病日活动、“6·6”禁毒日活动等。不少贫困地区的健康教育是以项目形式进行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常规化的教育。项目来了，教育开展了，项目完结了，健康教育也就没有了。

  “一些学校压根儿没有开过健康教育课，而且健康教育课可以随便被任何考试学科挤占，保证健康教育的课时在许多学校是一句空话。”中央教科所体卫艺中心主任吴键指出。

  刘莹告诉记者，由于师资匮乏，一些学校要完成健康教育工作，就不得不邀请社会上的各路专家来给学生开讲座。专家多数都不是从事学校教育工作的，只能就自己熟知的某个领域进行深入讲解，往往不能很好地顾及授课对象的接受能力。由于健康教育课涉及的内容有时很敏感，必须遵循适时、适度、适量的原则。有时，专家讲完一走了之，学校却要收拾“残局”。

  健康教育状况不容乐观，又使人们对健康教育认识不足，无法形成进行健康教育与开展相关宣传活动的良好环境。王聪为了组织本次大学生艾滋病宣传活动而联系玉渊潭公园时就遭遇了尴尬：在与管理人员交涉的过程中，公园管理处的负责人对他说，公园是很健康的场所，怎么和艾滋病扯上关系了。平日工作时，王聪遇到的白眼更是数不胜数，一些同学不理解，家长也不支持。甚至有人认为，重视艾滋病教育的人，是因为所在的环境里有了艾滋病患者。“人们的这些观念，让我们开展工作时不能理直气壮。”王聪说。

  “目前，我国高校里没有统一的健康教育课，一些学校的健康教育课尤其是性教育和防治艾滋病教育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很难满足广大青少年学生的需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一针见血地说。

  中央教科所体卫艺中心主任吴键认为，解决健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首先要提高认识、加大投入。他强调，健康教育关乎人的生命安全。生命不保，谈何教育？因此，要提高广大学生、教育工作者乃至全社会的认识，使学校教育真正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此外，还应该按照中央7号文件的要求保证必要的健康教育时间。在提高认识的同时更要加大投入。吴键以艾滋病教育为例说：“控制艾滋病重在预防，通过宣传教育，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学生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是预防艾滋病至关重要的措施。遗憾的是国家对此投入的经费远远不够，甚至连师资培训工作都开展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