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啃”一些有难度的书

首页 > 教育新闻 > 新闻阅读存档/2019-08-12 / 加入收藏 / 阅读 [打印]
视觉中国 供图

    “少时不懂读书,懂时已是中年”,近年翻书时常有这样的遗憾。这里,绝无倚老卖老的意思,且所谓“懂”也只凭个人的感受,或许依然是懵懂呢。每看到身边一些好学的年轻教师,勤勤恳恳与书做伴多年,结果除了嘴里多出些时髦术语,实质上却未见多少进步,甚至原地转圈圈,此时类似的遗憾又从心底油然而起。

    世间没有绝对正确的读书法。读书的目的不同,所取的方法也随之而异。假如出于消遣,那么,躺在沙发上,漫无目的地翻流行杂志或刷微信,一目十行,不亦快哉,这就是正确的读书方法,然而,它却不适合研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反之亦然。所以,我这里说的读书,不是指向消遣性这一类的。

    人过中年而读书,我常提醒自己努力做到“三要”。

    要“跳出舒适区”

    一个人的成熟,需要不断打开自我,主动接受新环境的刺激和碰撞,由此积累阅历,增长见识,磨炼意志力。读书也是。从广度言,接触的书籍必须尽可能地广泛些,如名将的开疆拓土,以避免“偏食”造成的目光狭窄,沦为井底之蛙。教师群体有个明显的阅读特点,就是总爱读教育类的书籍(教参类的书还不包括),这种不敢离开熟悉领域的小圈子阅读,无疑收缩了教师的精神空间,长此以往,将导致思想的扁平化与思维的雷同化。试想,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如果没有研读过《掌握人性的管理》《愿景》《领导力》等西方现代管理学方面的作品,他的校长之路能拥有今天的这些特色吗?不少名师的课堂,若仔细品味,总能品出名师背后的特殊“书架”来。当下读书界推崇“跨界阅读”,我认为非常有道理。

    从深度上言,读书也需经常自我挑战,即有意识地给自己加压和设立小目标,每一段时期,啃一两本有难度的作品,尤其名著。我这几年,每个暑假会给自己一个任务,集中读某位历史学家或哲学家的著作。比如,今年暑假,我计划读的是心理学家、哲学家弗洛姆。读过的史书或哲学书,有的我至今无法领会,更多的是如风行过水面,了无痕迹,但那部分能读懂的,让我受益良多,每次回想起,内心的海洋瞬间变得深广起来、明澈起来。

    要“由博返约”

    读书求其广博,但一味的广博并非读书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每一个体的精力与生命是有限的,所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特别是教书职业,一年到头,繁杂事岂止百件千件,原本就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教师如何从阅读中获得高效收益呢?我觉得,有必要遵守“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的原则,这与挖井的道理是一样的。《论语》中记载孔子与弟子赐一段不乏幽默的对谈:孔子明知故问地对弟子赐说:“赐,你觉得我是个博学多闻的人吧?”赐肯定地回答:“当然喽,难道不是吗?”孔子摇头道:“错了。我只是做到‘一以贯之’。”孔子说的“一以贯之”可理解为“自始至终,把一件事贯穿到底”,即做事不三心二意,朝秦暮楚。另外,在《论语》中,孔子还提出“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也是主张学习或读书得处理好“博与专”的矛盾:既要广博,更要有个明确方向。当然,读书方向可以是短期性,例如关注某个小问题,有目标去阅读;也可以是长期性,如围绕某个主题制定若干年的读书规划。我自2012年专心做民国教育的材料整理,至今已七年,虽然没作出多少贡献,但在自己看来,还是有点儿成就感的,至少个人对该领域某些问题的理解,会比之前深入。我想,再努力若干年,在民国教育方面,我还会有所进步的。

    上述讲的是读书的两点体会——“跳出舒适区”“由博返约”。如果说,读完一本新领域的书,有如发现了未经欣赏过的风景,那么啃完一部艰深的名著,就仿佛攀上一座人迹罕至的高峰,眺望到了更辽远的地方,看清了许多以前令自己感到迷惑的东西,也增加了自我读书的自信心。无论新遇的风景,还是远眺到的风光,我觉得都比长期原地打转带给人更多的感官之乐与思想之美。

    要“反己与体会”

    国学大师钱穆年轻时的读书经历颇有借鉴价值。当时钱穆在无锡的鸿模小学任教员,有位同事(也是钱穆的小学与中学的同窗)叫沛若,为人好学而忠厚善良。他曾对钱穆说:“你喜欢读《论语》,里面有一条写着:‘孔子所谨慎小心的事有三件:斋戒,战争,疾病。’现在你患了伤风,虽然还没严重到发烧,但也是病。可以不必紧张,不过也不能麻痹大意。应该依照《论语》说的那样遵守小心谨慎的‘慎’字,不让病情加深,那么过几天就会自愈了。”钱穆一听如醍醐灌顶,从此以后,读《论语》,开始逐字逐句地“反己”,务求“从日常生活上求体会”。钱穆从沛若话中悟出的这番体会,恰恰道出了读书的根本所在。读书固然可以不求甚解、自娱自乐,但对于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对于教师,仅此而已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跳出书本,返回自身,反省自我,省察人生,从而不断提升个人的学业与修为。否则,为读书而读书,读书的价值就难以获得充分的表达。

    对教师而言,“反己与体会”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是反思自己平时的教育教学行为。读教育类书籍,要把书中的理念经过融会贯通之后,尽可能地融入到日常实践中,而不是理论是理论,课堂归课堂,成为彼此分离的两张皮。比如,罗素提出,教师应该把学生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那么,我常反省自己:教学中,我是否太偏重学生的分数,而忽略了其他?我是否为了提高自己学科平均分的两三分,而剥夺了学生休息的时间与独立思考的空间?又如,当领导以考上“985”名校的标准来衡量一个教师教学的成败,我是否能坚守自己的教育信念与标准,对领导的功利行为大胆说“不”?进而言之,我能否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对某本书中的某个教育理论也提出疑问,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反己与体会”的第二个层面——也是更高的层面,就是把书本理论化入自我的生命体验。我主张,读书即读人。这里的读人,既包括“读”作者,也包括“读”自我。所谓“读者”二字,在我看来,乃是“读自己”。带着这样一些理念去读书,就能把书与人、过去与当下、外部世界与内在心灵,把僵硬单一的知识与柔软丰富的人生,联结起来,并产生某种呼应。此刻,捧在手里的每本书,都因之而拥有了跳跃的脉搏,而读一本书,就是跟自己的灵魂进行一次真挚的对话。

    我从事民国教育史料梳理工作的这些年,虽然出版过几本小书,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曾在《先生当年——教育的陈年旧事》一书的《后记》中写道:

    读什么书,等于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这些年专注于民国人物的阅读,我仿佛穿越时空,回到半个多世纪之前,和一群智者相处相知,眼见他们在大时代的浪潮中起起伏伏,感受着他们的悲悲喜喜。他们的一言一行,感染着我,滋养着我。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的很多东西不知不觉间改变了,比如教育观、价值观、生死观、人生态度等。至于民国时代的那些教育细节,它给我的启示就更多了。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在读、编、写过程中获得的“奖励”,也是任何课堂和其他书籍所不能给予我的。

    读书半生,人到中年时终于读出这点儿味道,也可算是没白读吧。

    以上读书“三要”,纯属一己之感受。古人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面对书架上顶天立地的好书,为了不负它们,也为了不负自己未来二三十年的余生,今天写下它,权且当作自己读书的座右铭。

    (作者系中学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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