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关注

    从历次全教会看教育变迁

    2019年，北京，繁华的西单熙熙攘攘，大木仓胡同里，郑王府庄严静谧。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举行成立典礼。郑王府旧址，成为全国教育工作最高行政机构的所在地，这使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教育工作方针政策，有了极其重要的组织保障。教育部成立后，即着手筹备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一个多月后，会议召开。自此至今，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了9次，在9次大会串联起的70年里，中国教育的重大方针也在变迁，牵动着共和国的脉搏，与共和国同向同行。

    重建与开拓

    这是一项百废待兴的事业。

    新中国成立时，四亿人口中，八成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20%左右，人均受教育年限1.6年。

    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1949年底，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当时从事宣传工作的张承先在其回忆录中提到，会议重申了共和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提出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教育向工农开门。

    “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改造旧教育、建设新中国的教育制度。旧社会留下的大批学校是教育事业的主要部分，要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同时有步骤地建设新中国需要的新型学校，比如，工农速成中学、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专业学院等。”中国教育学会顾问谈松华认为。

    第一次全教会的召开，明确了新中国教育的基本性质、基本方针，标志着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根本转变，开启了新中国教育的航程。

    当时成立的一些机构，成为历史产物。比如，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厅、城市扫盲工作司、农村扫盲工作司、编审司。

    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被创造出来：工厂的“车间学校”、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等。一时间，神州大地“读书声声响，处处是课堂”，到1953年为止，全国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

    1953年，发展国民经济首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表明“经济建设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居于首要地位”，对教育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教育事业纳入国家计划轨道，政府对公办学校实行直接指令性计划，保证了教育事业有计划的发展。

    统计显示，到1957年，全国共有高校229所，在校生44万人，学校数量虽然比1949年的205所增加不多，但在学校规模、层次、布局、专业设置等方面，更加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巨变同样发生在基础教育。就拿一个数据来说，1957年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61.7%，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左右相比，已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教育的发展对首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的第一个高峰。“从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7年，是共和国教育的初创阶段，也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奠基阶段。”教育部原党组书记、部长何东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这样评价。

    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当年4月，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明确提出了要以苏联为鉴戒，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社会主义教育也进入了全面建设和开始独立探索的阶段。

    1958年4月和6月，中共中央分两阶段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精神后来写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58年颁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宣布：“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应该说，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对于克服学习苏联经验中的教条主义等方面，还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这次会议及其相关文件，‘左’的路线和思想已有所反映，片面强调体力劳动，停课到农村、工厂参加生产劳动，影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不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谈松华分析道。

    而在“文革”期间，1971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教育工作。这一时期的“教育大革命”使得整个教育事业遭到毁灭性打击，极大地削弱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拉大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

    历史再次验证一个至简至朴的道理：教育是立国之本，动摇了这个根本，只能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

    新局与改革

    1977年，邓小平复出。8月4日至8日，他亲自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就在这次会上，专家一致要求立即废止“文革”中实行的招生“十六字方针”：自愿报名、群众推荐、组织审查、领导批准。

    本次座谈会上，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根本没法安排大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当年冬天，570万名考生走进被关闭10年之久的考场。当年为了及时印出考卷，甚至动用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恢复高考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和全面恢复教育教学秩序的一个重要标志。

    1978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拨乱反正，从根本上澄清了“四人帮”搞乱的路线是非，从正面阐述了教育就是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邓小平还反复强调要尊师重教，第一次正面为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教师正了名。

    这次会议之后，教育的恢复和整顿出现新局面，“文革”中被取消的教育组织和机构也获得新生，恢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时间大幕推进到20世纪80年代。这是个神奇的年代，充满蓬勃生机和创造活力；这是个刷新历史的时代，民心凝聚、上下同欲。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序幕。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邓小平称之为“一大发明”“一大创造”。仅仅时隔一周，中央成立了教育体制改革文件起草领导小组。起初交上去的汇报提纲没有通过，“没有抓住主要问题”。负责起草文件的同志决定到一线调查研究：

    安徽一些大学书记、校长最集中的反映是，高校办学活力不足，学校没有自主权。

    在江苏，全省有26所部属高校，分属20个不同的部，地方44所高校，因为体制原因，各院校都搞大而全、小而全。

    ……

    “就整个教育而言，最大的弊端乃是在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僵化模式。”起草文件的负责人写道。

    一份《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书面报告送上去，邓小平批示“很赞成”。半年时间，十易其稿。

    1985年5月15日至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出席闭幕式，发表了《要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重要讲话。一周后，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标志着全党全国在教育指导思想上真正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转向，成为共和国教育改革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按照邓小平现代化建设的思想，经济建设是中心，科学技术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三者从而形成一个时代社会改革与发展的整体框架，教育体制改革是整体体制改革部署的一部分，主要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包得过多、管得过死的弊端。”谈松华认为。

    踏着经济改革的步伐，教育犹如春潮涌动，呈现空前强劲的发展态势：基础教育通过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改革，调动了各方力量举办基础教育的积极性，为“两基”（基本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打下坚实基础；经过调整中等教育结构，中职在校生占高中阶段在校生的比例，由1976年的7.6%提高到1990年的45.7%；高校结构日趋合理，基本上满足了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求。

    而1994年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使教育事业走上了快车道，进入迅速发展的时期。

    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绘制了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我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蓝图。1994年的全教会动员全党全社会认真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

    “教育优先”的战略地位，当时是有现实背景的。当时主管教育的副总理李岚清在其访谈录中说道：“1993年我一上任就遇到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许多地方出现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一共欠了14亿多元。我对此感到十分内疚。教师的工资本来就比较低，还发不出，教育还办得下去吗？”教师工资、教师住房、教育投入，成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教育三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