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西安交大师生在绿化校园。（资料图片） 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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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大西迁看高校使命担当

    1956年，6000余名交通大学员工，从上海迁至西安，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拓荒者和先行者。从那时起，交通大学始终与祖国同向同行、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品格，更加执着而鲜明。交大西迁折射的，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大调整、大变革，交大人的义无反顾更是彰显了高教人密切配合国家建设需要的光荣使命和责任担当。

    在西安交通大学西迁纪念馆里，一张火车乘车证的影印件静静地安放在陈列柜里，“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似乎在述说着半个多世纪前那场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腹地的迁徙中涌动的激情与渴望。从那时起，交通大学始终与祖国同向同行、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品格，更加执着而鲜明。

    1956年七八月间，6000余名员工，或华发满鬓，或青春飞扬，正是手持这样一张乘车证，登上了从上海开往大西北的列车。“当时我很高兴，虽说是去陌生的西北，但国家培养了我们，让去哪里就应该去哪里！”当年22岁的机械工程系学生胡奈赛或许不曾想到，正是这股勇气与执着，让她与一路同行的交大师生一起，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拓荒者和先行者。

    从繁华的沿海都市到落后的西北内陆，交大师生义无反顾背起的行囊，不仅在而后的岁月里承载着两所高校成长发展的使命与责任，而且伴随着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壮大，焕发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全身心融入到这部高等教育“顶天”“立地”壮丽史诗的旋律之中。

    困顿中的找寻

    上世纪50年代的西安，与上海判若云泥：马路不平、电灯不亮，晴天扬灰路，雨天水和泥，夏无大树遮阳，冬无暖气御寒。风沙中，第一次走出西安火车站的师生们，甚至认不出蒙尘太厚的公交车，即使近在咫尺。而在不远的路途终点，是尚在田野之中的新校园。

    在“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号召下，西迁的进程紧锣密鼓。1956年6月2日，西迁先遣队伍出发。8月10日，第一批西迁师生员工和家属便从上海徐家汇踏上了西去的专列。

    从繁华都市到荒原与麦田，仅当年4月到8月，便有200节车皮的1400台仪器设备、400节车皮的行李家具陆续碾过陇海铁路运往西安。

    1957年9月的一个清晨，38岁的陈学俊作为交大西迁队伍中最年轻的教授，站在西安交通大学东门远眺秦岭，写下了一首《迁校有感》。这一年，这位后来成长为我国热能工程学科创始人的年轻教授，在携夫人和4个孩子临行前，将上海的两处房产交给上海市房管部门。因为他内心笃定，此去西安，必定是要扎根西北，不该也不能再为身外之物有所牵挂。

    此前，1955年3月30日，高教部党组根据中央方针，提出并上报国务院《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次日，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即批呈陈毅副总理，并送陈云副总理批示同意，报经刘少奇、朱德、彭真、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圈阅。

    几天后，高教部部务会议文件《1955年到1957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及新建学校计划（草案）》明确提出：“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于1955年在西安开始基本建设，自1956年起分批内迁，最大发展规模为12000人。”3个月后，交大便收到了“自1956年开始内迁西安,并提前于1955年开始进行基本建设工作”的文件通知。

    其实，对于交大乃至很多高校来说，伴随着新中国各项事业从百废待兴到逐步发展的曲折历程，高等教育的命运与使命的变迁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便已风云激荡。

    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中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第二年6月，中共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思路下，从1952年下半年到1956年的4年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重任的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却依然需要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发展时期中高等教育布局不合理、办学小而全、系科庞杂、师资不足等现实问题。

    有关统计显示，1949年，全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大学生人数仅有11万，其中，工学院每年毕业生连1万人都不到。而1953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在即，苏联支持的156个重点项目使人才成为我国最紧缺的“资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校人才培养显然无法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的需要。

    经过小范围的试验后，1951年11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精神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揭开了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序幕，把民国时期效仿英式、美式构建的高校体系改造成效仿苏联式的高校体系，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由此发端。

    如今已88岁高龄的上海交大原副校长范祖德，回忆起1955年被上海市委抽调到交大电力系任党总支书记的过往，记忆最深刻的仍是当时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热切与急迫。

    当时交通大学已经前后经历过多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运输管理系调整到北方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调整到上海财经学院，理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3系的师资、设备除留下工学院教学所需之外调整到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校。据不完全统计，在院系调整中，交大虽有数十名教授调出，但交大的机械类、电机类和造船类的核心学科没有削弱，而且得到了加强，被教育部定性为“多科性工业大学”。

    在发展教育、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方针指引下，交通大学的招生人数从1950年的851人发展到1956年的2194人；毕业人数也从1950年的540人扩展到1956年的1350人，增长了1.5倍，直接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大批专业对口的技术人才。

    “重新审视67年前进行的院系调整，可以清晰看到新中国高校为探索培养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而走过的艰辛历程，同时它也成为我们理解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的线索和注脚。”从研究者的视野出发，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与改革研究所所长吴霓认为，按照当今我国高等教育“顶天立地”功能的确认和发展，我国高校院系调整从上世纪50年代迄今，其间虽分为几个阶段，但直到今天，它从未间断，并还有调整和延续的空间。

    毫无疑问，1952年的高校院系大调整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革命。统计显示，院系调整后，全国高校数量由1952年之前的211所下降到1953年的182所，其中包含综合大学14所、工科院校39所、师范院校31所、农林院校29所，我国高等教育重心从综合类人才的培养转向工业类和师范类人才培养，并且新增了地质、矿冶、电机、化工、土木等专业院系，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建设所急需的专门人才，对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浪潮中的激涌

    “60多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深深吸引我的是为国家建设而拼搏的火热生活，是开拓、创造、创新所带来的快乐。”直到今天，在85岁的西安交大教授潘季心中，当年在西去列车上唱着歌兴高采烈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考虑我们学校的问题必须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部署来考虑”“我们这个多科性工业大学如何发挥作用，都要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1955年交大西迁时，时任交大校长彭康的坚定，给西迁确定了基调。

    因着边建边搬的方针，1955年10月，新校园破土动工。时任总务长的任梦林必须带领2500名工人在一年时间内完成11万平方米的建设任务！那年冬天似乎格外寒冷，时常风雪交加，地面积雪盈尺，施工组索性与工人们一起住进工棚，同甘共苦。支撑他们的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完成迁校任务，支援大西北。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责任，为了国家需要奋力拼搏无疑是那个时代高等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强大内驱动力。

    1956年9月10日，交大在西安人民大厦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学典礼。没有因为迁校而迟一天开学，也没有因为迁校而少开一门课程。

    1955年中央决定交大西迁的当年，时任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曾再三表示，“交通大学到西安，将担负起在上海不能担负的任务”，“中央是把重大任务交给交大”。时隔26年，1981年4月，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如此评述，“交通大学的迁校，是我国在调整高等教育战略布局方面一个成功范例”。

    上世纪50年代，中央制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布局在陕西省的重点建设工程数量居全国首位，西安则是全国第二大重点建设城市。虽经过院系调整，但这里的高校数量、学生规模与沿海相比仍相去甚远。及至1957年7月高教部向国务院提交两校分设报告得到批准，1959年7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国务院关于交通大学上海、西安两个部分分别独立成校的批复及教育部的报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由此分设。1959年10月1日，在西安国庆节大游行中，西安交通大学的校牌第一次打出，广袤的大西北自此拥有了第一所多科性的国家重点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