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带来托育需求持续增加，更多的优质托育服务供给，是众多职场家长的愿望。新华社发

    还没休完产假，北京市海淀区的张女士就开始犯愁：夫妻俩得上班，两边老人都在老家且身体也不好，几个月大的孩子没人带，怎么办？

    发愁的不只张女士。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王培安近日透露：据调查，目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中47%有入托的需求，但是实际入托率只有4.1%。孩子没人带，是个大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把生命早期1000天定义为人的生长发育“机遇窗口期”，深深影响人的终身发展。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幼有所育”，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频频推出重磅指导文件。当“最初1000天很重要”的共识撞上优质托育资源短缺的现实，中央和地方有哪些举措？学界专家有何建议？政策从出台到落地，需要解决的难点有哪些？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优质托育资源缺口有多大？

    张女士的父母是小镇上的双职工，她1岁半的时候，就被送到了托儿所，“是我父亲单位内部办的，那时候很多单位都办”。如今自己在大城市工作，她没想到，找个中意的托育机构挺难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大多数托育机构以单位或村居为依托，具有明显的福利性。在很多大型企业，员工及家属的医疗、教育等生活所需都由公家包办。这几乎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80年代末，受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转型大背景影响，国企逐渐剥离“办社会”，企业或机关办的托儿所、幼儿园关停并转、快速萎缩。

    经过多方打听，张女士得知市面上的早教机构通常按课时提供服务，不提供全日制看护，而公办幼儿园一般不提供3岁前的托管服务，有一些民办幼儿园提供少量正式入园前一年的“托班”学位，但也至少是2岁到2岁半的幼儿才能进。

    “确实身边朋友很少有2岁以前送出去托育的，基本都是在家带，自己全职或者老人、保姆帮忙。”张女士告诉记者。

    她有点儿不甘心，一方面是确实没有自己带的条件，另一方面，她认为婴幼儿早期保教是个专业活儿，并不是简单的照顾吃喝拉撒就行了，“请住家育儿嫂也不便宜，而且有一些也并不懂育儿，只能算保姆，我还是想再找找专业的托育机构”。

    于是，张女士继续打听。她发现，网上能搜到的托育机构大多为冠以“洋名儿”的连锁机构，硬件豪华，有的还有“外教”，但离家远、价格不菲，有些一年之内开数家新店，整个班子都是新组的；另外一些“妈妈群”里口口相传的“小作坊”托育机构，在网上根本搜不到，大多开在小区居民楼里，后者大多规模小、价钱低、有的口碑还很不错，但没有资质，说不定哪天就关停了。

    张女士尝试联系过一两家，老板都坦承很难达到正规托育机构的要求，“他们也不会公开招生，比起生源不稳定，他们更担心被查处”。

    在调研了2万多名婴幼儿家长和2000多名托育从业人员后，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告诉记者，“这种家庭式托育机构首先因为开在民宅而非商业用地，所以无法注册；另外，有些因为扰邻问题被投诉，被检查后还可能发现其他设置和条件不合乎要求”。她说，这些机构从业者很多是全职妈妈，虽然她们有爱心，有些还是海归、高学历，但无论是其本人的资质、所聘用托育人员的保教技能，还是机构的疾病预防、食品卫生保障、安全防控等可能都会面临专业性的考验。

    调查一圈下来，张女士也打了退堂鼓——要么还是在家里“赖”到孩子2岁多再说吧。

    张女士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洪秀敏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面二孩政策下城市地区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研究”显示，在我国当前家庭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当中，非亲属照顾的比例还比较低。其直接原因是优质托育服务资源匮乏，45%的家庭表示目前的托育机构不让人放心，17.7%的家庭表示收费太高，15%的家庭则认为位置太远。

    王培安表示，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1230万，3岁以下人口约有5000万，照护服务供给明显不足。目前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中47%有入托的需求，但是实际入托率只有4.1%。与国际相比，201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6个成员国平均入托达到33.37%。而美国人口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是，美国婴幼儿非亲属照顾的比例，0到1岁是52.9%，1到2岁是56.4%，2到3岁是65.49%。无论跟哪个数据相比，我们的托育率都偏低，家庭照顾压力比较大。

    今年托育服务工作取得哪些进展？

    不管是社会人口专家还是教育专家，都反复强调：0—3岁婴幼儿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不仅影响人的终身发展，涉及千家万户的幸福、家庭和谐，还涉及我国人口质量、人力资源强国的建设和民族振兴，搞好托育是一件有巨大意义的事。

    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儿童健康事关家庭幸福和民族未来，要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要在“幼有所育”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梳理相关政策可以发现，托育在经历了公家包办到回归家庭责任的历史阶段后，近几年，托育公共服务在恢复、在重构，现阶段提倡的是，家庭为主、托育补充，责任共担。

    2016年全面实施两孩生育政策以来，相关配套政策不断出台，今年尤其密集。正如在11月初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新时代 新教育 托育服务发展论坛”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所说：“2019年是新时代中国婴幼儿照护发展的元年。”

    这一年，重量级文件相继出台——

    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17个部门的责任，要求建立完善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标准规范体系和服务供给体系，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多种形式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

    有专家认为，这为此前处于政策空白期的0—3岁托育服务行业，首次提供了国家级的发展指导意见，其中最主要的三方面举措是：加强对家庭婴幼儿照护的支持和指导；加大对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支持力度；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10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托育机构有了明确的“国家标准”。几乎同一时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

    北京学前教育协会会长秦利国认为，这几份文件的内容表明了一个决心，即国家确实想大力发展托育行业。而从行业角度来看，《标准》和《规范》也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因为它们没有在硬件要求方面为托育行业设置过高的准入门槛。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在接受媒体访问时，也对这两份文件的可操作性和鼓励意义表示肯定：“此前，托育机构建立和服务标准缺失或是门槛太高，导致社会办托育服务的积极性受到极大遏制，很多甚至只能以‘黑园’‘黑托’的身份存在，看着巨大的需求不能够尽力。”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托育机构其实都盼望着有章可循，《标准》和《规范》的出台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杨菊华举例，文件不仅对托育机构的人员配置给出明确要求，而且强调相关人员必须接受培训，“从业人员的素质直接关系到托育服务的质量，在这方面，也需要有关部门的配合，确保培训服务同步跟进，让相关人员在专业性上有所提高。”

    近期，社会上出现了国家降低对托育机构场地要求的误读——认为《标准》正式印发的文件取消了公开征求意见稿中对室内人均使用面积和户外活动场地人均面积的有关规定，是“放宽了准入门槛，不再对这些方面提出硬性要求”。

    “这是错误的理解！”洪秀敏参与研制了《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她说，“征求意见稿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就正式发文了，里面对室内活动用房面积和相应的班级规模、户外活动场地及最低面积等都有明确要求，从国家文件的要求角度是一致的，就不需要每一份文件中都赘述一遍。对于想申办托育机构的企业和个人，必须同时参考这几份文件要求进行规划建设和配置，如果因为错误理解了国家政策文件的精神，以为场地要求没有了‘门槛’，那么可能将导致不达标的机构出现。”

    政策利好，下一步如何推进？

    一系列的政策，都在鼓励社会力量办优质托育，那么，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及托育机构从业人员动向如何？

    上海在整体部署上走在了前面。2018年4月，上海率先出台托育服务“1+2”文件。2019年9月，上海举行市政府新闻发布会，释放出完善托幼服务体系的一系列利好，并表示，收费低于每月3000元的托育机构将有一半以上。10月，又启动全市16个区的托育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和素养培训。

    全国很多省市到上海“取经”，去了之后却发现，想学上海的做法还有一系列前提条件。

    首先，市政府每年支出的生均补贴是3.1万元，因此很多公办机构能做到一个月学费仅200元左右。其次，上海的户籍人口出生率连年排在全国倒数行列。人少资金多，情况比较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