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建设进入新时代

崔保师

    《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的颁布实施，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标志着教材建设进入新时代，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教材建设规划是切实加强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集中体现。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作出了“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重大政治判断，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突出强调了加强党的领导对做好教育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加强和改进教材建设，是新时代切实加强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重要体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大中小学教材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必须强化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大中小学教材建设整体规划，全面提高教材质量，切实发挥教材育人功能。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在思想上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强化阵地意识，把好思想政治关；在组织体系上要加强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建设；在管理体制上要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和学校的管理职责；在制度体系上要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教材建设规章制度；在运行机制上要抓住关键环节、理顺相互关系；在保障上要加强队伍建设和研究支撑，为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材体系，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教材建设规划是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教材体现国家意志，是学校教育教学的基本依据，是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载体，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规划》正是围绕这个目标，对各级各类教育教什么、怎么教、教到什么程度等基本内容如何体现在教材上进行了整体设计。《规划》明确提出，把牢政治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系统设计课程教材，确保教材全面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总体国家安全观等重大主题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规划》高度重视科学性，提出教材建设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人才成长规律，贴近学生思想、学习和生活实际，适应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紧跟学科专业发展前沿，促进教育教学方式变革，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充分尊重不同教材育人目标和功能的差异性，根据大中小各学段教材、普职民特等各类型教材的特点明确各自建设目标和建设任务，服务各级各类教育教学需要，力求把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穿到教材建设各领域、全过程。

    教材建设规划是切实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教材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教材门类较为齐全、种类丰富多样，教材质量不断提高，推出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优秀教材，但也存在管理体制机制不顺畅、管理制度规章不完善、管理手段措施不得力等问题。在教材建设中，用好整体规划的方法，就是要统一认识、汇聚力量、配置资源、推动创新，撬动教材工作治理现代化全面推进。本次教材建设规划积极开展教材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与改革，在体制上注重强化统筹、整体规划，完善编写机制，把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教材统一管起来、统筹建起来；在机制上加强“四梁八柱”建设，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指导和统筹教材工作，细化落实相关部门、学校的管理职责；建立健全《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学校选用境外教材管理办法》等相关规章制度，加强对各级各类教材编审用评各环节的管理。《规划》坚持党的领导和国家主导，更注重教材建设各方面的积极性、参与性，充分调动和运用制度的力量、人民的力量、社会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努力推进教材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进一步创新和丰富了教育治理现代化。

    《规划》的制定和颁布实施，充分反映了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形势的深刻洞察，充分反映了对社会主义教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充分反映了对人民重大关切的深刻体悟，必将指引教材建设不断提高质量，必将促进教育深化改革和全面发展，必将为推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教育提供坚强保障。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提升教材治理水平 保障职教质量

王启龙 马树超

    近日《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发布，《规划》准确把握时代要求，聚焦当前教材建设的关键问题，明确教材建设的发展走向，设计了五大重点任务和五项保障措施，系统推进大中小学教材建设。对于职业教育而言，《规划》从编修基本依据、分层规划制度、意识形态安全、产业服务能力和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提出实施举措，推进职业院校教材质量提升，对于职业院校明确办学方向、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有着重大意义。

    健全编修基本依据，保障教材内容质量。《规划》提出了标准导向的职业院校课程教材编修依据，明确了教材开发的基本方向：公共基础必修课程标准要注重吸收优秀的产业文化，突出职业道德、工匠精神和质量意识培育；专业教学标准要紧密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对接行业标准、职业标准和岗位规范。将产业要素有机融入教材编修依据和整个教材体系，全面推进德育、智育与劳育的有机结合，这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更重要的是，依据标准编修教材，更能保障教学效果与标准之间的一致性，提高教育教学的整体质量。

    实行分层规划制度，推进教材供需匹配。新世纪以来，职业教育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教材建设重心在教材的种类和数量方面，采取了由出版社自行投入经费召集人员编写教材的方式。受市场利益驱使等多重因素影响，部分教材供需失配现象逐渐暴露出来。《规划》明确了职业院校教材国家、省、校三级分层规划制度，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省级教育部门和学校分别有针对性地负责不同类型课程教材的规划，推进教材与课程同步建设，确保“课程开设不遗漏、同门课程不重复”，彻底解决教材种类结构性失衡和低水平重复等问题。同时，《规划》提出支持地方和行业开展教材建设试点，编写一批适应国家对外开放需要的专业课教材，这有助于提高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坚持育人根本任务，提高课程思政实效。育人的过程离不开课程教学，教材的引领作用尤为重要，目前职业院校相关教材体系有待完善，普遍存在下列问题：一是教材内容的价值导向偏颇；二是教材内容与表达方式过于理论化、繁难化；三是课程开设不齐。《规划》明确提出，中等职业学校三科教材（思想政治、语文、历史）和高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实行编写、审核、使用“三统一”，保障教材充分体现正确政治方向和鲜明价值导向。同时，《规划》提出落实在中等职业学校开设历史课程的要求，推动高等职业院校开设旨在提高学生思想品德、人文素养的公共基础课程，着重体现职业院校特色，促进学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融入个人理性认识与价值体系之中。

    有机融入产业元素，增强服务产业能力。职业院校教材内容的选择既要符合学校教育立德树人的价值追求，也要适配行业企业对经济价值的合理诉求，同时要符合科学和技术的基本规律。按照《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相关要求，《规划》以加快内容更新、增强服务国家产业发展能力为导向，从编、审、修三方面整体提升专业课程教材的产业协同度：一是鼓励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事业单位探索双主编制、合作编写教材；二是坚持教材凡用必审原则，充分发挥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机构在专业教材审核中的作用；三是根据产业发展动态，每年部署专业课教材修订；四是以专项支持、征集遴选等方式调动学校、行业企业积极性，推出一批融合现代信息技术的新形态教材。

    健全管理体制机制，提升教材治理水平。当前，职业院校教材存在多头管理、职责不清、责任缺位等问题。《规划》进一步明确了教材管理的主体责任，着力提高各主体的重视程度：一是提出建立以国家教材委员会统筹为主、分级负责的教材管理体制，对相关各类各级部门和学校等明确了具体职责，形成上下贯通、多方联动的教材管理组织架构；二是将教材建设作为职业院校学科专业评估、教育教学质量评估、“双高计划”等工作的重要内容，与学科专业建设统筹考虑，全面提高教育部门和院校对教材建设的重视程度；三是依托相关机构定期开展教材质量抽检，促进教材不断修订更新，淘汰不合格教材，保障和提高教材质量。

    相关部门和职业院校要全面落实《规划》要求，提升教材治理水平，保障教材内容质量，为培养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重要支撑。

    （王启龙系上海市教科院助理研究员，马树超系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教科院原副院长）

发挥企业专家作用建设职校教材

徐国庆

    《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的颁布实施，无疑是我国教材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教材是人才培养的载体，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基本途径，是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加强国家对教材工作的统一领导和规划，具有深远意义。《规划》的颁布意味着我国教材建设进入了科学化、系统化、整体化发展轨道，这将对提升我国教材建设水平，进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专业课教材质量不高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一直面临的问题。具体表现包括一些教材文字质量不够高、对课程原理与学习原理的充分运用不够等，此外，教材内容与职业岗位要求严重脱节也是职校教材经常存在的问题。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国就已通过引进德国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以及英美国家的能力本位课程模式，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并取得了较大成果。但过去解决这一问题的侧重点主要放在课程规划层面，没有深入到教材开发层面，具体表现是教材的组织模式有了很大变化，但教材内容没有实质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