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在湖南省娄底涟源市古塘乡丁家村，南华大学研究生王德翼（后）与学生们一起走在上学路上。古塘乡是南华大学对口扶贫点，6名研究生将在这里支教一年，为教育扶贫作出自己的贡献。视觉中国 供图 5月13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大树乡乔鲁小学，语文老师马德明正在教一年级学生写规范汉字。该县注重教育推普脱贫，以讲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为突破口，提升少数民族普通话沟通交往能力，消除语言障碍。单艺伟 摄 湖南省统计局驻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罗武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周志强在和小学生们玩耍。他坚持“志智双扶”，为当地贫困留守学生策划“爱心妈妈”“小手互拉”等结对帮扶活动，争取到各类帮扶关爱资金（含物资折价）90.6万元。
吴旭 刘强 摄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学生厌学，有的家庭条件不算贫困，但一说上学就头疼。”经过多年的努力，重庆市奉节县于2018年底实现了义务教育入学率和巩固率100%，2019年整体脱贫。但如何巩固控辍保学的成果，仍然是奉节县教委扶贫办主任刘萍担心的问题。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数据，近年来，我国的贫困县从832个减少到今年的52个。在这些相继摘帽的地区，教育扶贫新的挑战和任务相伴而来。作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教育扶贫需要做出哪些调整？巩固脱贫成果，教育扶贫要如何作为？

    脱贫以后教育扶贫扶什么？

    扩展和丰富教育扶贫的范围及内容

    “教学楼、食堂、宿舍、图书馆，信息化设备……硬件的短板已经补上了，怎么用好这些硬件设施设备，就像修路一样，路修好之后，还需要养路护路的费用，养路护路的机制是否建立起来了？”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曹东勃说。曹东勃曾在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挂职副县长，协助分管教育，深度参与教育扶贫工作，对乡村教育发展有直观的感受。

    党的十九大以来，教育扶贫工作全面加速，专项政策密集出台，构建起从学前教育发展到义务教育普及、职业教育协作、特殊教育提升、教师队伍支持、薄弱学校建设等全方位的政策支持体系。

    “经过多年的投入，总体实现了让贫困地区孩子有学上，并且能上有一定质量学的目标。”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教授薛二勇认为，“随着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国家会有更大的精力、财力，投入教育精准扶贫，而且全部脱贫摘帽了，要使贫困地区不返贫，教育的作用更为凸显，国家会把教育扶贫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付卫东长期关注教育扶贫问题，他认为，脱贫攻坚目标实现之后，教育扶贫的范围和内容都将扩展。

    “不仅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城市贫困家庭学生，无技能、低技能的农村贫困青壮年和进城务工人员等非学龄教育贫困人口也要纳入教育扶贫的范围。”付卫东说。

    “接受职业教育之后，再去工作，收入会比原来高很多。”曹东勃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是不够的，初中毕业后直接就业会影响就业质量。因此，教育扶贫不仅要满足贫困家庭学生“有学上”“上好学”的问题，还要满足“就好业”，而发展职业教育，办好职业高中是提高就业质量的关键所在。

    在一些贫困县，不会说普通话、不识字成了走出大山的障碍。即使走出去，也会受到“拳不打人，舌头打人”的委屈。已经胡子花白的马小林还记得自己1979年去兰州打工时的情形，包工头故意用普通话骂他，他却不知道。

    “如果在学前教育阶段打好普通话学习的基础，小学教育将省很多力气。”曹东勃认为，教育扶贫不仅要向后延伸，也要向前延伸抓好学前教育，坚持源头治理。他认为，对于民族地区、老少边穷地区来说，普通话水平是影响学习兴趣的一大因素，很多学生一二年级还在补普通话，真正的小学教育随之滞后，一步慢，步步慢，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消化存在障碍。

    “甚至应该延伸到孕期。”在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秦玉友看来，教育扶贫并不是起步于“小学的100分”，而是从孕妇营养、卫生习惯、锻炼习惯、用药注意事项等方面就应予以关注。

    如何避免扶贫政策落地时走样？

    精准施策把资源用在刀刃上

    “一个贫困地区孩子每天把学校发的营养餐偷偷带回家，想给妈妈吃。”秦玉友在调研中听到这个让他很感动的故事，但他认为，这其实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孩子的孝顺令人感动，但违背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初衷。”

    因此，秦玉友建议：“教育扶贫的方式需要更加精准。比如一些物质资助可以直接给到学校，在学校里督促孩子尽量吃完营养餐，避免家庭对资助的‘二次分配’。”

    实现教育扶贫从粗放转向内涵，实现精准帮扶，还需要充分考虑受帮扶对象如何用好资助。

    “如果给了100元，他都拿去买酒喝，就无法达到应有的扶贫效果。要让受帮扶对象以合理的、符合教育扶贫初衷的方式使用扶贫资金。”秦玉友说。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绝对贫困现象将被消除；但2020年以后，相对贫困仍然会长期存在。我国当前对贫困人口的识别，主要采用以收入为指标的绝对贫困线，但相对贫困如何认定，各省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付卫东认为，相对贫困是一个综合而复杂的社会现象，既包含温饱等生存需求，也包含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需求，更包含社会参与等权利需求。这也就意味着，相对贫困识别将更加复杂。

    这种复杂的情况给贫困人口识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构建多维精准识别机制，比如，建立动态化的相对贫困学生群体监测机制。根据核查结果、人口变动、返贫和新产生贫困情况，确保城乡符合相对贫困标准的学生群体全部纳入帮扶范围。”付卫东说。

    当前，我国已经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现了“三个全覆盖”，从制度上基本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不过，薛二勇指出，目前针对贫困地区孩子的各种资助，精准性仍然有待提高。为此，要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做到有层次、分梯度，不同地区的标准不一样，对贫困家庭学生进行精准资助。

    “教育资助资金使用上要进一步聚焦，改变以往学生资助一刀切、一个标准或‘大水漫灌’的现象，注重不同地区、不同类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特殊需求。比如，家庭越贫穷、居住环境越艰苦的相对贫困学生所获得的资助金额越多。”付卫东说。

    另外，在经济帮扶的过程中，如何平衡公开透明与学生自尊心、个人隐私的关系，如何体现人文关怀，也是一些扶贫干部关心的问题。

    秦玉友认为：“公示是为了监督、保障应受资助的学生获得资助，无可厚非。贫穷是一个事实，我们需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做好贫困家庭学生尤其是心理脆弱的贫困家庭学生的心理辅导，同时也要避免对‘贫穷’污名化的问题。”

    高质量教育扶贫的核心是什么？

    提升教师队伍综合素质

    “1998年我来学校报到的第一天，眼前是3间土房。外面刮大风，屋里尘土飞扬。2000年经过一次修建，学校变成了砖房。2017年，全面改薄项目让我们有了现在的3层教学楼，有了1所幼儿园，1栋师生食堂。”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大树乡乔鲁小学校长唐金海见证了村小“大变样”。他说，学校变漂亮了，教室里有暖气了，校服舒服又好看，孩子们也更愿意来上学了。

    “从绝对数量来看，在教育扶贫工作的努力下，农村中小学的办学条件得到了实质性改善。”秦玉友对2017年全国31个省（区、市）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指标数据的因子分析结果与全面改薄的成绩相印证，但从横向来看，农村教育“仍有很大改进空间，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依然显著”。

    秦玉友认为，造成这种不利地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资源的规模效应方面的劣势，也包括农村学校吸引力劣势，主要体现在农村缺乏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条件。

    这一点，教育部挂职扶贫干部、河北省威县副县长王炳明也有同感，通过几年的教育扶贫，当地义务教育标准化目标已经实现，踏上了“教育信息化”之路，但是全县还有106个教学点教学质量的提升存在困难，师资配备、教师仍是短板。“只有区域教育水平的提升，才能够把优秀学生留在本地，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和学生学习负担。”王炳明说。

    师资是影响教育质量的关键。随着硬件条件的改善，未来教育扶贫要从粗放走向内涵式发展，提升乡村教师队伍水平是内涵式发展的题中之义。

    在元阳县，曹东勃发现，当地农村教师流动性大，导致教学质量不稳定，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习动力与兴趣，是诱发辍学的一个原因。而这又反过来影响教师的选择和投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