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愿意做一名哲学教师”

首页 > 教育新闻 > 新闻阅读存档/2020-06-24 / 加入收藏 / 阅读 [打印]

    武大人无论走到哪里,有八个字常在心头回响:自强,弘毅,求是,拓新。

    这八字校训是在上世纪90年代,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陶德麟担任校长时拟定的。陶德麟掌校时期,秉承这一校训精神的武大师生团结一心,砥砺奋进,学校各方面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对武大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只是陶德麟激荡人生的一个截面。他人生的每个节点都充溢着胆识与锐气,体现出坚如磐石的信仰与执着。从青年时期求学开始,他的一生都扎根于珞珈山,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把一生心血奉献给了党的理论事业和教育事业。

    5月24日,陶德麟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89岁。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生前曾说过:“今生能做的就是和恩师李达一样,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做一名哲学教师。”

    执着于真理,敢于为国家为人民为时代发声

    陶德麟与哲学结缘,离不开一个人:李达。1952年,李达就任武汉大学校长,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陶德麟是大四的学生,奉派为李达整理讲课记录,成为李达的得力助手和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作为终身职业。

    1961年,李达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指定由陶德麟执笔。1965年冬,38万字的上卷《唯物辩证法》送审稿完成。

    “文革”结束后,陶德麟怀着满腔热诚,迅速投身党的理论事业。1978年,他在真理标准讨论会上作《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专题发言,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在同年第10期《哲学研究》上发表。

    武大哲学系毕业生、武大教授骆郁廷说:“陶先生追随真理之心不曾动摇。他的信仰从不因客观环境的变化、别人的闲言碎语甚至打击而改变。这种因真理而生的浩然之气,使他敢于为国家、为人民、为时代发声。”

    执着于创新,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从1953年留校执教到2018年从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的岗位上退休,陶德麟在武汉大学工作长达65年。几十年来,陶德麟倾心于联系当代实际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黑格尔说过,‘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我们也必须教给哲学说中国话。”陶德麟认为,正因为八十多年来我们致力于“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以新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才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

    在陶德麟的学生、武大哲学学院教授汪信砚看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陶德麟先生学术研究的根本志趣,他的学术探讨无不体现着这一点。”

    学科的发展往往是几代人积累而成。陶德麟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家重点学科的创建者,主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长达40余年,带动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术人才迅速成长。

    武大哲学学院教授何萍是陶德麟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1988年毕业留校任教,一直在陶德麟身边工作学习,已有30多年。

    何萍回忆起,去年在恩师家里,陶德麟忧心地说,学术界对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一些误解,如果再不清理出来,就再也无法还原真相。“他一边吸氧,一边讲述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缘起、主导思想及编写过程,并提供了搜集资料的线索。”这一幕,激励着何萍矢志不移地完成导师的遗愿。

    执着于责任和爱,发掘学生长处因材施教

    陶德麟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几十年来一直坚守在教学前线。作为教育者的陶德麟,留给后学的印象: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汪信砚讲过一个故事。1982年,他读大三,与几个同学饭后散步,其中一位提议:“陶先生是我们系最有名的老师,我们听过他的课,但没和他交谈过,不如现在去他家请教吧。”于是,几个年轻人敲开了陶德麟的门。

    陶德麟热情地将他们迎进门。师生几人在陶德麟家狭小的客厅里促膝长谈,不知不觉两小时过去了。这段“贸然拜访”的经历促成了后来几十年的师徒深情。

    陶德麟总是强调“不拘一格育人才”。他说:“人才不是工业产品,不能按统一的工艺流程和统一的规格模式批量生产,千人一面,必须因材施教,使他们各有个性、各有所长,千姿百态,群星灿烂。”

    “陶先生很保护学生,从不给我们贴标签,从未让我们尴尬,却恰如其分地促人勤学自省。当我成为教师之后,才知道这样做有多难。”陶德麟的首届博士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冯平如是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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