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杰出教授”获得者、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巍。 1992年6月，霍巍团队在阿里地区发现皮央东嘎石窟群。图为霍巍在考察石窟中的壁画。 皮央东嘎石窟中的曼荼罗（坛城图）壁画局部。 皮央东嘎石窟壁画中飘逸的幡。 西藏西部与四川盐源出土的双圆柄首青铜短剑。 1994年，考古队车辆坠河，霍巍（右）和李永宪（中）抢救落水的考古资料。

    “马拉山口正修水渠，那儿有一块刻着汉字的石头，你们快去看看，有没有价值，不然可炸啦！”西藏吉隆县宗喀乡乡长罗桑的一句话，让霍巍一扫初到高原的不适和疲惫，顿时兴奋起来。他隐约感觉到，这块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的“汉字石”，一定不简单。

    这一幕发生在1990年5月。四川大学考古系的青年教师霍巍和李永宪，到西藏参加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他们被派往日喀则地区最南部的吉隆县，在苦苦寻访文物线索时，一块“神石”如从天降，让霍巍叩开了西藏考古新发现的“大门”。

    这就是“大唐天竺使出铭”。借由这块“神石”，仅存于史料记载的“蕃尼古道”得以标出准确位置，大唐外交风云人物王玄策更是逐渐从岁月长河中显影。

    “很多历史在没有被发现以前，就是一片空白。”西藏考古三十年，白发不知不觉爬上了霍巍的双鬓，年岁日长，血压渐增。也是在这被霍巍感叹为“幸运”的三十年中，他和“铁杆”队友李永宪，“一去高原数千里，俯身埋头便经年”。从“大唐天竺使出铭”开始，史前的“细石器”，比文成公主进藏历史更早的丝绸、茶叶，来自中原和中亚各地的青铜器、金银器、珠宝、香料……不断被探知、发现，它们褪去历史的风尘，将西藏的前尘往事娓娓道来，让神奇瑰丽、扑朔迷离的西藏文明，不再停留在“据说”“相传”……

    与“孤胆使节”王玄策的“奇遇”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长安城中一个叫王玄策的中年男子，正踌躇满志地清点随从、整理行装。受唐太宗李世民派遣，他将以正使身份出使天竺。

    四年前，他曾作为副使，第一次踏上天竺的土地，异域风情和戒日王热情隆重的接待让他记忆犹新。

    不料，当王玄策历经艰辛第二次到达天竺时，与唐朝修好的戒日王已死，权臣阿罗那顺篡位，并自立为王，派兵袭击了大唐使团。

    王玄策逃脱后，赶往吐蕃西部边境，以唐蕃“甥舅之国”的名义，征招尼婆罗国（今尼泊尔）7000名骑兵和吐蕃1200名精锐甲兵，掉头攻打阿罗那顺，大破之，并将俘虏的阿罗那顺押解回长安。据考证，伫立在唐太宗昭陵前的十四国君长石像，其中一尊便是阿罗那顺。

    今天，史学界以外所知王玄策，大多源于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天竺热风录》，这本奇幻小说以王玄策出使天竺的历史为蓝本，用丰富的想象力，细致描写了天竺的人文风物和蕃尼联军大战阿罗那顺的宏大场面，引发了不少读者对这段历史的关注。

    然而，中国史书对王玄策的记载极少，新、旧《唐书》皆未为其立传，王玄策所著《中天竺国行记》一书也已佚散，仅存的一些文字片段，散见于《法苑珠林》等几部佛教书籍中。王玄策这个“孤胆使节”，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背靠巍峨的喜马拉雅雪山，王玄策统领尼婆罗、吐蕃联军，策马驰骋……这样的画面，曾一次次在霍巍的脑海中浮现，在他的胸中激荡。

    在交通并不便利的唐代，王玄策是如何纵横来往于大唐、吐蕃、尼婆罗、天竺诸国的？他行走的是哪一条路线？他数度出使天竺，是否遗留下蛛丝马迹？疑问，久久萦绕在霍巍心间。

    1978年，21岁的霍巍考入四川大学。那年，川大考古系在云南的招生计划归口到了历史系，填报历史系的霍巍，阴差阳错到了考古系。在此之前，他曾是中缅边境某部队的一名边防战士，从军的经历，让霍巍对战争史和相关的历史人物充满兴趣。

    霍巍在川大读书时，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当时，川大考古系授课教师大多有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背景，其治学主张把考古材料置于历史环境之中，更要把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运用到考古学中。

    教授中国西南考古课程的童恩正老师让霍巍至今难忘。课堂上，童恩正不仅运用大量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分析考古实例，语言更是生动华美。

    “用‘华美’这个词，真是一点儿也不为过！”霍巍说，也许很难想象，童先生还是一个科幻小说作家，他的代表作《珊瑚岛上的死光》《古峡迷雾》曾开启了一代青少年对考古的遐想。至今，霍巍还能清晰地记得，童恩正讲述案例时的神情和语态，“画面感极强，扣人心弦、引人入胜……”

    “没有想象力的考古学是没有灵魂的。”敢于想象、大胆假设、科学求证，霍巍没有想到，自己老师别具一格的讲课风格和治学理念，多年后，竟成为他学术追求的动力源泉。

    1990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在全国各地展开，西藏自治区缺少专业考古力量，向全国借调人手，四川大学考古系派出霍巍和李永宪两位教师赴藏支援，那年，他俩刚刚33岁。

    霍巍讲起第一次进藏时的情景，也颇具“画面感”。他和李永宪在成都一家苍蝇馆子点了两份肥美的粉蒸肉，认真地吃罢，他便对李永宪说：“走！”

    这一声“走”，颇有些风萧萧兮的意味。对于西藏之行，霍巍除了彻夜难眠的兴奋和激动，如履薄冰之感也如影随形。西藏是考古领域的一片处女地，怎么去做工作，结果会怎样，两人心里并没有底。

    路途中，霍巍极尽脑力，联想他所知的关于西藏历史的一切，王玄策这个“令人荡气回肠的名字”，再一次浮现出来。在吉隆县寻访文物线索时，霍巍在心中预设了一个关于王玄策的主题，逢人便问“有没有见到过刻着汉字的东西？”

    冥冥之中，霍巍有一种预感：“一定能找到王玄策！”

    直到“大唐天竺使出铭”中“大唐”两个字露出来的时候，那种预感越来越强烈。

    果然，心愿达成。“王玄策的名字也跟着出来了。”

    “牧女献糜”与“牧女引路”

    田野考古工作，风餐露宿，是公认的苦活。高原考古，更是苦中之苦，苦到什么程度呢？高原上物资供应不足，霍巍常常是晚上煮一锅面条，舍不得吃完，第二天早上热剩下的半锅当早餐。一次，他特别想吃萝卜，找来找去，发现只有当地产的藏萝卜。他便买了两个，放进高压锅里炖了一个多小时，拿出来用刀切，铿铿作响。霍巍苦笑：“我的天，这是世界上最硬的萝卜！”

    对付生活之苦，唯有心态的达观。

    有一回，考古队的车陷在河道中，形势危急，坐在副驾驶的李永宪第一时间抢出了装相机的包，里面全是调查的一手资料。坐在后排的霍巍至今还笑着埋怨：“居然没有第一时间救我！”

    1992年，西藏自治区文物普查工作即将告一段落。本以为是苦日子的终点，但又一个意外的发现，让霍巍的人生和西藏考古紧紧联系在一起。

    石窟寺是佛教最古老的建筑形式之一，信徒开凿岩窟、雕塑佛像，以供礼拜和僧侣修行、居住。

    “从新疆到北方，再到南方，石窟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史、一部文化交流史。”让霍巍感到疑惑的是，西藏自古佛教兴盛，可这一地区除了分布广泛的摩崖龛像，几乎没有一座大型的石窟。

    有学者甚至下了定论：“西藏没有石窟寺！”

    霍巍把这种现象称为中国佛教石窟发展链条上“缺失的一环”。在寻访文物的时候，他如同寻找王玄策一样，刻意询问着“有没有见过有画的山洞？”但得到的几乎都是否定的回答。

    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镇东嘎村和皮央村，象泉河谷附近两个闭塞的小村庄，这里曾是古格王朝盛极一时的宗教和文化重地。1992年6月的一天下午，霍巍结束了在皮央村的调查，在返回东嘎村的路上，遇到了一个牧羊少女。

    女孩向他们挥手：“我能搭你们的车吗？”“当然，上车！”

    “手勤、眼勤、脚勤、口勤”是考古人的优良传统，也是霍巍一直坚持的工作习惯。他见这个牧羊女能讲汉语，便问道：“你放羊的时候，有没有见过有画的山洞？”没想到，这个女孩肯定地点了点头，并答应为考古队带路。

    霍巍喜出望外，跟着牧羊女来到一片断崖之下。“一抬头，好家伙，密密麻麻的洞窟，就像蜂巢一样。”

    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戈壁上，阳光的炙烤让人几近窒息。为了接近这些洞窟，又渴又饿的考古队员们，手拉手形成人链，在陡峭的崖壁缓缓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