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人共同体不该成为“焦虑共同体”

首页 > 教育新闻 > 新闻阅读存档/2021-06-13 / 加入收藏 / 阅读 [打印]
码上听见

    为了不让学习共同体、实践共同体、知识共同体、育人共同体被“报班共同体”“刷分共同体”“焦虑共同体”侵蚀,学校、家庭、社会应围绕立德树人根本教育任务,基于共同理解、共同愿景和共同价值,形成伙伴关系,建立一个“相亲相爱的教育命运共同体”,在其中彼此信任、互相依赖。

    家庭中含有育人共同体的根基——共同理解

    家庭是所有共同体的原型,孩子与生俱来就确信会得到父母的爱与帮助,家庭中蕴含着一种相互的、联结在一起的情感,共同理解在家庭中是可能的。

    我曾与11个家庭讨论“教育观念和而不同”的主题。有个妈妈希望孩子快乐学习,有放空的时间,而爸爸认为各个辅导班之间孩子就可以休息,观念冲突较为明显。经过反复学习、讨论,爸爸开始转变观念,用心阅读家庭教育书籍,寻找家庭平衡。爸爸的改变得到了孩子的认可,夫妻之间从分歧慢慢达成相互理解。

    父母之间的共同理解是形成育人共同体的根基,分歧、冲突并不可怕,父母可以通过对话、沟通、协商达成共识,然后基于教育孩子这一共同义务,加之对孩子的爱与责任,共识也将慢慢成为共同理解。

    学校中包含育人共同体的要素——共同愿景

    日本学者佐藤学认为,“学习共同体”的建立是21世纪学校发展蓝图,它不仅可以成为孩子学习和成长的天地,也是教师作为教育专家共同学习成长的地方,还可以作为家长和市民支持与参加学校改革,共同学习成长的重要场所。

    学校要承载育人共同体的目标,首先要形成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归属感,对归属的需求是人类的基本动机,对人的成长和发展有重要意义。从父母的角度来理解共同体意识,就是当遇到家庭教育问题时能想到学校、老师,愿意主动地、有意识地一起积极应对。

    这一体会来自我的经历。孩子最近因为害怕在学校读口算而选择“投机取巧”的应对方式,我除了教育孩子之外,还主动地与班主任老师沟通,因为我认为学校和老师是可信任的、开放的、民主的。老师的一句“我今天来问问她,和她聊聊”,让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力量和信心。

    其次是以孩子为重要他者,这是建立育人共同体的价值导向。育人共同体的建立不是以任务为导向,而是以孩子为重要他者进行高质量的沟通和互动。当孩子感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支持时,他们将更加理解自身的角色和教育目标,也更愿意激发自我潜能,以积极的态度和行为反作用于育人共同体,赋予其发展动力。

    我曾欣喜地看到一个微信群里,父母和老师在自由平等的环境下,共同探讨孩子的成长问题,各自贡献智慧。当一位妈妈因为孩子成绩几乎垫底而焦虑的时候,老师建议她把自己的困惑发到群里,随即得到了其他父母的回应——“遇到这类事情我首先做的是剖析自己,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再去解决孩子的问题。”“每一次问题矛盾都是成长的机会,也是家庭关系更深入更和谐的机会。”“做家长不能因为社会大环境的教育焦虑给孩子施加压力。”“大环境对孩子不友好是事实,作为父母我们要的不是选拔,而是成全孩子,在成全他们的同时,帮助他们找到与社会能够很好相处的方式。”“最难能可贵的是老师愿意跟我们一起讨论具体的问题,愿意耐心倾听与指点迷津。”……这个群里虽然没有孩子,但老师、父母的话语中满是对孩子的关爱、理解和支持。

    再其次是建立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这是育人共同体有效运转的关键。简单地说,要处理好“叠”与“离”的关系,平衡好家庭、学校、社会三者的关系,厘清责任边界,“不越界”“不空界”,循着各自的教育节奏和教育功能“守好各方土”。同时,要改变协同育人中的浅层次、松散性、应急式困境,在现有组织架构中融入共同愿景,明确协同育人的目标、内容、资源、方法,逐步形成长效机制。

    社会中蕴含育人共同体的本质——共同价值

    立德树人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追求,它超越个人和家庭的利益,追求儿童、父母、家庭、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曾经持续两年参与观察一个以育人为导向、致力家庭系统发展的社会组织,看到一群即使焦虑也选择尊重孩子的父母,如何成为一个支持孩子成长的合作团队,形成一种基于共同价值的社会集体努力。

    在这个育人共同体中,没有教师来告知父母正确的知识,父母认识问题时产生的误解、解决问题时选择的不合理方式不再被认为是错误的、必须纠正的,可以分享和讨论;在这个育人共同体中,每个人都是观点的贡献者,不仅需要提出自己的观点、改进自己的观点,还要与其他成员磋商,处理观点间可能出现的冲突、建立观点之间的联系、持续发展各自的观点。

    由于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不可替代的个性内容,因此育人共同体“并不是要在这些不同的独立人格中硬输入某种共同的模式”,而是在真切的自我反省中,从不同路径去探索,“使人们自觉地形成符合各自个性的理解问题、思考问题的内在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基于共同价值的自由选择。

    不可否认的是,育人共同体目前还远非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我们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精神家园’”。对这一精神家园的追寻中,需要有效破除现行教育过程中的功利色彩、焦虑气氛,不让育人共同体成为“焦虑共同体”。

    (作者单位系南京晓庄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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