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宏观审视，方克立又率先提出了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张岱年所倡导的“综合创新”文化观，并将其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创新，综合继承”四句话，成为唯物史观派文化哲学的理论共识。

    如何解决当今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三者的关系问题，如何实现“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一直是方克立思考和研究的重心。显然，体用二元的思维方式不可能解决这个三者关系问题，于是他在新世纪提出的“马魂、中体、西用”的新范式迅即在学术界引起巨大的反响。这一文化范式突破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以开放的胸襟、平正的心态，确立了“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新思路与新方法。它有利于破除“道不同而不相谋”的门户之见，有利于“坐集千古之智”“融会百家之长”，在各派思潮的对立互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为中国哲学和文化走向现代化探寻出了一条切实可行之路。

    治学与育人：天平的两端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建院30周年的报告会上，已经卸任研究生院院长的方克立以“我把自己主要定位于一名老师”为题，为青年学子作了主题报告。对于教师这个身份，方克立向来珍视。治学与育人，如方克立人生天平上的两端，都不曾偏废。

    方克立曾说：“我一生的主要工作就是当教师。‘聚天下英才而教之’是教师的天职，也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就我个人来说，要给教学工作与学术研究排位的话，还是要把教书育人放在第一位。”

    方克立真正走上讲台，是1978年到1979年间的事。当时，他在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教，还只是一名助教。但因为教研室的两位同事被抽去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哲学系的专业课教学任务都落在方克立身上。那一学年，他全身心投入教学，连续授课150学时，给1976级工农兵学员完整讲了一遍中国哲学通史。这样历时一年之久的“单科独进”的工作量，在全国各大院校哲学史教学中都是罕见的。

    “文革”后首次开设中国哲学史课，没有合适的教材，方克立就自编讲义，边写边讲、边讲边写。每个礼拜都要写出一讲来，从先秦一直讲到孙中山，教案累积下来就有42个笔记本。时任南开大学哲学系主任的温公颐先生曾一语论定：“克立同志的教学准备充分，功力深厚，特重哲学范畴的剖析，细腻深刻，理论性强。这是一门非常成功的专业课。”1980年1月7日，《南开大学报》专门刊登了方克立讲课的照片，还发表了题为《这样的教学，我们最欢迎》的文章。

    驹马如驶，忽焉岁秋。从1973年，方克立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1994年调离后依然在南开指导博士生直到2011年，他为南开哲学学科整整奉献了三十八个春秋。在一次访谈中，他回忆道：“我在南开的工作，主要是建设和发展中国哲学学科”。这是南开工作三十八载方克立给自己交上的答卷。

    进入20世纪80年代，学科发展进入了新时期，中国哲学课程开设和研究生培养也逐渐步入正轨。南开大学在1982年建立了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点，1986年建立了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点，而在这两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上，方克立的努力居功至伟。

    说起南开中国哲学博士点的建立，其申报过程还经历了一番曲折。按照国家规定，一个专业必须有三位或三位以上教授才能申报博士点。而南开大学哲学系除了方克立外，只有年迈的温公颐教授符合条件，不得已他又请了历史系的刘泽华教授、天津市社科院的卢育三研究员（兼职教授），才把队伍“凑”齐，最终申报成功。

    博士点申报成功后，这个队伍中的另外三位教授都只能作为“后盾”，招收培养研究生和所有课程开设、论文指导的工作都落在方克立一人身上。多年来他为这个学科的建设发展和人才培养呕心沥血，倾注了全力。

    正如费尔巴哈所说：“真正的哲学不是创作书而是创作人。”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方克立也一直恪守“学行并重、德业双修”的育人原则。他认为，师者不应仅是传道授业的教书匠，更应是学生的精神导师。而对哲学专业学生的培养来说，更应该强调学行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作为“为己之学”“成德之教”的中国哲学精髓。

    方克立与南开学生们苦乐与共地长期相处，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模式。他从不以师长自居，而是真诚地希望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据学生回忆，那时没有电话，方克立有事就亲自跑到宿舍去通知他们，或谈各种问题，平时也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

    1984年，方克立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得到一张自行车票的奖励，他却把这张票送给自己的研究生。几十年过去了，方克立依然关心着每个学生的成长和事业上的发展，无论是找工作、评职称、申报课题、发表论文、著作写序或生活上的困难，方克立都尽可能地给予帮助，甚至对他们的子女和学生都关爱有加，所以许多学生对方克立都怀着一种亦师亦父的真挚感情。方克立的学生大多成为了高校的哲学专业教师，其中不乏许多海内外知名的学者，也有的在行政岗位上担任要职。

    “学而优则仕”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向来左右着历代文人成长通道和人生轨迹，但方克立只喜欢“埋头故纸堆中”，无意于“加官进爵”。然而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玩笑，1994年他接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各项工作正处在低谷。方克立一上任，经费困难问题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学校只有8台计算机，连办公用的复印纸都买不起。连续三年国家拨经费不足300万元，扣除教师工资和公务费后已所剩无几，离退休老干部长期报销不了医药费。社科院的研究生一项奖学金都没有，有的学生吃饭都相当困难。

    为使研究生院在经济上翻身，方克立向主管部门申请，向海内外各方贤达求助，抓院内办学实体和服务部门创收，使研究生院的面貌大为改观：把研究生院从90年代初的低谷中带出来，现在已发展到900名在校研究生的规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与方克立交往过的人，总会有这样的感受：轻轻而亲切的话语，不疾不徐的语速，总是微笑与人交谈，透逸出一种长者的慈祥，然而仔细回味，却是一位哲学家的仁慈，示范演绎的是一种对待世界的态度。

    做中国传统学问，不仅要治学，更要做人。中国哲学是“为己之学”，而不仅仅是“口耳之学”。方克立的一生正是体现这一点。

    哲人其萎，何其令人感伤。但方克立去世时，疫情未平，门下学生以挽词承寄哀思：

    知鉴中西开体用

    行安家国告心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