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诺夫:乐观主义的教育人类学家

首页 > 教育新闻 > 新闻阅读存档/2015-01-07 / 加入收藏 / 阅读 [打印]

  奥托·弗里特里希·博尔诺夫(1903-1991),20世纪德国著名的教育哲学家、教育人类学家、德国精神科学教育学派的杰出代表。其所著的《教育人类学》,在教育界具有重要的影响。

  1903年,博尔诺夫出生在今天属于波兰的什切青的一个“教师之家”里。他的祖父弃农从教,成为一名乡村国民教师,父亲是一所国民学校的校长,母亲也受过师范教育。博尔诺夫的成长环境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博尔诺夫小时候并不引人注目,但数学相当出色。中学毕业后,他很想成为一名画家或者学者。但博尔诺夫最终听从父亲的建议选择了建筑学,同时选修数学和物理,准备将来当一名理科教师。

  不久,博尔诺夫因获得奖学金转入了格廷根大学,成了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马克思·博尔恩的学生。在博尔恩教授去美国讲学期间,博尔诺夫在奥登瓦尔德一所学校当了一名教师。这段教师生涯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在学校里认识了充满改革思想的教育学家格黑布和在教学论上很有创见的教育心理学家瓦根舍因。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将博尔诺夫引向对哲学与教育学的思考,在他的心灵深处播下了将来从事教育研究的种子。当博尔诺夫回到格廷根大学时,已无心再继续他的物理学课题了,于是转而攻读教育学。

  博尔诺夫在学习生涯中表现出了对学问的执著追求。在读大学期间,博尔诺夫十分欣赏哲学家海德格尔,并曾数次转学追随,但他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并非完全赞同,而是在许多方面持批判态度。这时期,博尔诺夫接触到了狄尔泰的哲学思想,并深深为之吸引。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思想以及他所创立的“精神科学”学说,成为博尔诺夫教育思想和方法论的基本立足点。因而,尽管他吸收了不少存在主义哲学、现象学的观点,博尔诺夫仍自称是狄尔泰的一员,即精神科学学派的一员。

  二战爆发后,博尔诺夫的生活和思想受到极大的影响。1943年,他被迫入伍,成为见习炮兵汽车驾驶员,后因学过物理被调到航空武器研究所和吉森理论物理研究所。战争给人们带来惨重的浩劫,恐惧、绝望和悲观笼罩着西方世界。在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博尔诺夫开始用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见解探讨教育问题。在他眼里,以往的各种教育学派有一种共同的认识,即认为教育是一种连续性的活动,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儿童才越来越完善。他认为这种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把阻碍和干扰教育、导致教育失误或完全失败仅仅归结于偶然,这是不全面的。

  因此,博尔诺夫认为,教育过程中存在一些“断点”,危机、唤醒、号召、告诫和遭遇都是教育中的非连续性形式,他的理念对当时战后的人们树立重建家园的信心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他还提出了“人的可教育性”的观点。在他看来,人是可以教育并需要教育的生物。人在面对环境时,具有更强的可塑性。正因如此,人才能一步一步地通过创造文化弥补自己的缺陷,使得人在不断创造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创造人自身。这样,人才会永远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

  博尔诺夫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教育的问题要回到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中,也就是回到人本身。纵观西方教育思想史会发现,凡是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教育思想家都对教育对象的人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卢梭反对对儿童的压制,提出了自然主义教育,体现了他对儿童个性的尊重。杜威则提出了要尊重儿童的生活,尊重儿童的兴趣。博尔诺夫不仅指出了教育要回到人本身,更向我们指明,教育研究要回到原点,回到人的需要,人的本质,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

  博尔诺夫为教育人类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关于教育目的,他提出应进行“培养独立判断的教育”。他有一个观点,就是“发展人的独立的判断能力是头等重要的事”。尽管文化知识是一种力量,但在社会生活中,富有创意的文化判断力更具有真正的力量,因此发展学生文化判断力与给予他们知识相比,显得更加重要。学生一旦掌握了良好的文化判断力,就可以终生受用。将哲学思想与教育思想融合在一起,是博尔诺夫思想的闪光点。

  (作者单位系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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