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小候鸟”蹒跚城市路

首页 > 教育新闻 > 教育新闻阅读/2017-08-14 / 加入收藏 / 阅读 [打印]

正值2017年暑期,大批“小候鸟”陆续抵京,与家人团聚过暑假。图为从北京西站出站口走出的两个“小候鸟”。从铁路部门获悉,2017年铁路暑运从7月1日至8月31日,共62天。暑运期间,北京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5950万人次,同比增加207.2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96万人次,增长3.6%。

出了北京南四环,再往南走上一段,楼变少、变矮,天空就显得分外大。远远望去,原本瘦弱的李雨蒙便更显瘦小。

15岁的她在河南省周口市某县城中学读初二,这是她在北京度过的第八个暑假,只不过这个暑假分外忙碌。早上7点左右,李雨蒙给弟弟做好早饭,便得赶往农贸批发市场,帮父母打点蔬菜生意,这也不太难——装包、收钱,练习了半个多月的李雨蒙动作已很熟练。

天亮之前,那是整个批发市场最热闹的时候,灯光下的人流匆匆,面包车、三轮车、电动车等各式车辆在排排装菜的大卡车间走走停停,问价砍价的声音混杂着不同口音,似乎淹没了其他所有的声响。而白天的客流则稀落得多,对此李雨蒙甚至有些窃喜,这样她就会有不少闲暇,玩手机,偶尔和爸妈说上一两句闲话。

天色暗下来,李雨蒙先回家,给爸妈和弟弟准备好晚饭……而新的一天依然重复着这种两点一线的生活。这样的暑假有些单调、有些累,她有时也耍下小脾气,抱怨两句,但下个暑假她还是愿意来这里,毕竟“爸妈在啊”。

对于李雨蒙这样处于留守状态的农村孩子,每年的暑假像是个被延长的节日,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或者说,因为爸妈在身边,这时候的他们才更像是个孩子。在暑假里,在城市的菜摊边、家具城里、家电安装车上……处处有小候鸟的身影。

泥土里的“大学梦”

而平日里,孙阳阳俨然一副“小大人”的模样。

做家务、干农活已不在话下,如今的她还成了“理财小能手”,比如对于她与弟弟每个月约1000元的生活费,如何花得少又能过得不那么委屈,她总能拿捏得恰到好处,以致月月还能有结余,对此她很骄傲,她总强调“我都18岁了”。

“但你不觉得长大很残忍吗?”孙阳阳又问记者。在她这个年纪,她的一位同村同岁好友已是一对双胞胎的妈妈,比她大一岁的表哥已在外打工了6年,而长得还可以的她早已成村中媒婆们争抢的“香饽饽”,尽管她高中还没念完。

“可村里都是这样,学习不好的女孩子就早早订了婆家,一般订亲后第二年就会结婚生孩子……”孙阳阳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但她还在努力与之划清界限,她想“考上大学,去看看姐姐所说的大学是什么样儿”。在她眼里,她姐姐就是她的奋斗目标,也是她所在的村子里至今唯一一位考上名校的大学生。

考上大学,何尝不是李雨蒙的目标。

然而,李雨蒙决定新学期转到乡中学念书,而那里一般是“那些考不上县中学的差学生才去的地方”。

“你确定你要转到乡上念初三?”据李雨蒙说,乡中学的一位老师反复问她。

“嗯,确定。”李雨蒙也反复确认,她说,那个县城中学是很多人“托关系”“烧钱”才能进得去,更何况她所在的班还是“重点实验班”,但自己“实在跟不上进度,老师讲得太快”。

在班上,送礼的学生无疑能让班主任高看几眼、厚待几分。对于不送礼的学生,比如李雨蒙,班主任或不闻不问,或“狠劲儿批评”,所以李雨蒙讨厌这位老师,“我家没那么多钱,又能怎么办呢?”而转到乡中学去考上好高中的几率大打折扣,她的“大学梦”也更模糊不清,“就尽力吧”。

孙阳阳只知道她明年要参加高考,她的英语还没学好,数学也让她头疼,平时在学校还能向老师和同学请教,但暑期只能自己“死磕”。毕竟她爸妈还没她“学历”高,而他们务工所在的天津城郊也难以找到合适的补习班。

她无法想象,在距离她约50公里的天津市、100公里左右的北京市,那里的孩子如何在暑假“充电”学习。但她知道的是,她来自县城的同学在朋友圈晒了正在游学的图文。“游学”是什么意思?她喃喃地问。不过在县城读完初中又念了高中,她早已经习惯了这种差距,也明白了那个简单的道理——“人比人,气死人”。

“人穷只能靠自己,尽自己最大努力呗。”孙阳阳说,以一副“小大人”的口吻,但懵懵懂懂的她哪里真正懂得“大人”世界中的艰辛与残忍。

努力,又无力的父母

“有钱什么都行,没钱什么都不行。”孙阳阳的父亲孙山仿佛把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看透了一般。

孙山是有过些钱、过过殷实日子的。但5年前做生意赔了,不仅把多年积蓄都搭了进去,还欠了一屁股债,这让他在村里抬不起头,亲戚一度躲瘟疫般躲着他,他甚至因此憋出一身病来。

这期间,他的大女儿恰巧大学毕业,早早找好了工作补贴家用,这让他觉得“像种了一季的小麦,终于到了丰收的季节”。

他细算了一笔账,供大女儿上完大学至少花了30万元,虽然他大女儿从未上过补习班,从初中到高中因成绩不错,学费、住宿费全免。

但他觉得花再多钱都值得,“那些让孩子去打工的都只看眼前,打不动工了还不得回来种地?上了大学就彻底不用做老农民了”。有一次,他喝得醉醺醺的向别人嚷:“你家有钱有啥了不起?你家有名牌大学生吗?”村里人笑他:“你家有大学生了,你家还有钱吗?”

孙山曾想过把家里的孩子都培养成大学生,哪个孩子若说不想上学,不是被劈头盖脸骂一顿,就是跪在砖上被打一顿,或关禁闭。但如今,他觉得实现这一“宏愿”越发吃力,一是因为“老了,挣不动钱了,把债还完了算不错了”;二是他发现后几个孩子的成绩不够拔尖。

但像孙山这样读过几天书,还能把孩子培养成重点大学学生的农民工并不多。据《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小学文化程度占13.2%,初中文化程度占59.4%,高中文化程度占17%,大专及以上占9.4%。在北京做水果生意的杨树珍,则属于从未上过学的那一拨儿。

杨树珍来自河北农村,20岁便嫁给了同村的男人,不认识字。而两年前决定出来打工,是因为家里外债累累,“外面的钱好挣,有时一天能挣四五百元”,而且男人一个人在外面总归不放心。

至于儿子宋鑫的功课,她不是很懂,只能根据孩子在班级的排名来判断其学习进步与否。只要孩子在看书,杨树珍就高兴,如果是在玩手机,她就忍不住批评上几句,虽然这并非时时管用。“孩子懂事儿,也争气,学习都是自己学,我们都帮不了啥,除了给他钱”。

和村里早早辍学打工的同龄人相比,宋鑫已经算是很“有出息”,但和县城里的学生相比,成绩徘徊在中游的他感觉要吃力得多。上初中,他才接触英语,所以第一次英语考试他才得了30多分。至今英语仍是他的软肋。那些能流畅朗读英语的同学往往来自县城,多才多艺,打扮时尚,到了初中他才知道“原来一双鞋也能卖一两千元”。

将升高二的他,为“把成绩提一提”,今年来北京过暑假时提出想补习下英语。没想到,他的爸妈爽快地答应了。他妈妈说:“今年刚把家里的外债还完,以后赚了钱都供孩子上学。”

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上课外补习班,为期一个月,每天一节课,一节课50元,共需1000元,而2016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同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2。

“输”在起跑线之后

教育部等九部门于去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中曾提到,广泛开展各类教育培训,要重点面向城镇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积极开展职业技能、思想道德、民主法治、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同时重视农村居民的教育培训,开展农村留守儿童、老人和各类残疾人的培训服务等。

但孙山、杨树珍并未曾听过相关培训,或享受过这样的“福利”。像他们这样流动于不同城市,蜗居在城郊村或城中村的农村流动父母,比守在家中的农村父母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不可控性”,在教育孩子方面相较更为“简单粗暴”。

“尽管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遇到的学习困难总是比别的孩子多得多,但这不是主要的,关键是这些孩子终究来自农村,是农村的娃。所以,孩子教育成就上的差距不完全是‘流动’或‘留守’所产生的影响,儿童之间最基本的分界仍然是城乡差异,是原生家庭间社会阶层地位的差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精明认为,由于社会经济条件、认知水平、信息获取等方面的局限,农村家庭在子女的教育上相对而言更缺乏“眼界和见识”。

而那些处于弱势的农村家庭的孩子,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在教育的起跑线上输了一截。在刘精明看来,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至关重要,“如果说高考是一种主要的社会选择方式的话,那么它衡量的就不仅是某个儿童个体,而是对一类人,或者说是对一类家庭选择的结果”。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171万人,比上年增加424万人,增长1.5%。其中,本地农民工11237万人,外出农民工16934万人。1.6亿多的外出农民工,会产生多少小候鸟?具体数据很难准确得出,但这个群体不容忽视。对这些抱着大学梦、有极强上进动力的“小候鸟”来说,如何向前追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皓建议,首先要搞好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是基础,如果基础教育都搞不好,后面就很难追赶”。

“在越来越稳定的社会,长距离的阶层跨越是比较难的,但近距离或邻近阶层的跨越仍可能频繁产生。”刘精明表示,教育对社会流动的意义,可能并不仅是当下这一代人命运的改变,而是在于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中几代人的境遇、命运的持续性变化,“等二三十年过后,我们的下一代或下几代人的境遇与我们自己这一代相比,或许就会很不一样,所以并不能只看眼前的、暂时的,要从一个长远的社会流动历程来看,看到一点点在变化。”(孙庆玲刘梦妮)

(文中孙阳阳、孙山、宋鑫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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