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偏见，只录看见。春节期间，几位研究乡村治理的博士硕士生，以专业视角写回乡笔记

故乡虽不完美，但也不缺少美

今年春节，各种“回乡记”火了。“故乡并不完美，故乡也从不缺少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贺雪峰科研团队，几位经常在全国各地农村蹲点调研的博士生、硕士生，利用春节回家契机，深度观察中国乡村，没有偏见、成见，只忠实记录“看见”。

观察人：刘成良地点：湖北沙洋

在家种地种出乐趣

开着插秧机就像打游戏，蛮过瘾；忙完农活就外出潇洒“游”一回

“以前我在外打工，不想回来种地；现在我在家里种地，不想出去打工。我忙半年、玩半年，闲的时候背个包就出去了，去年游了香港、澳门和越南，今年准备去泰国。”湖北沙洋县种田大户王泉林一脸自足。

5年前，王泉林是贫困户，而且背了一身债。他在吹牛吗？不！

王泉林曾在外打工，妻子在家种田。后来妻子患重病，他不得不回家照顾，家里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2010年，王泉林从别人手里流转来20多亩地，扩大种粮面积增加收入。他买了小型收割机、旋耕机，自己用，也给别的农户服务赚钱。2012年，王泉林又流转来一些土地，扩大到150亩。

传统农业是辛苦活，农民汗珠子落地摔八瓣，王泉林却找到了乐趣：“开着插秧机插秧，像打游戏一样，蛮过瘾！”2014年他种田纯收入10多万元，忙完农活，就外出潇洒“游”一回。

经营有方、信誉好，周边很多外出务工的农民主动把地流转给他。王泉林说：“经营规模大了，我就是田老板。肥料、种子都是别人抢着送上门，找我的农资商像竞标一样，我说了算！”

思考：像王泉林这样收入可观的新型种田大户，仅他所在的村民组就有4个，整个沙洋县更多，许多种田大户为租不到更多的田地而发愁。当前，不少地方农民进城务工和经商，虽然带来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但也为农业规模化提供了契机，让有心人抓住了商机。

观察人：陈锋地点：福建永泰

生育观念趋向多元

农村年轻人不再信奉“传宗接代、多子多福”，更多追求生活质量

腊月廿三，福建永泰县一个小村子，高家四代同堂，热闹异常。

看着儿孙们进进出出，高老太太却高兴不起来，反复念叨：“老三媳妇怎么又躲娘家去了？”这是老三媳妇第二次在全家大聚会时“玩失踪”。她为啥躲避家人？

老三媳妇毫不掩饰：“我一回去肯定又被‘催生’，不回去还落个清静。”

福建许多农村恪守“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即便是走出了乡村、学历很高的人，这种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当年，在乡镇中学教书的老大两口子，为生二胎，东躲西藏，吃尽了苦头。如今老三媳妇也到处躲，却是为躲“催生”。大嫂实在难以理解：“老三媳妇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据了解，老三在机关上班，媳妇是一家事业单位中层领导，儿子上初中。他们在县城有一套140多平方米的房子，还有一辆小轿车。

高家上下纷纷做老三媳妇的“思想工作”，老三媳妇却态度坚决：“我俩要上班，爸妈都年纪大了，再生一个，谁帮我们带？我休产假，工作就受影响，生活质量也会下降。”结果，几次“催生”动员都不欢而散……

老三媳妇盘算的是如何攒足儿子上大学的钱，以及来年全家外出旅游的事……她觉得“这才是想要的生活”。

思考：相对于“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如今人们的生育观更趋成熟和多元，老三媳妇的态度，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下的理性选择。当然，老三媳妇的“理性选择”也反映了一些现实难题：女性产假、孩子养育优育、生育和事业平衡等。这些事看似小，但同样需要配套改革，才能让包括老三媳妇在内的人们敢生二胎。

观察人：张雪霖地点：安徽太和

结婚彩礼水涨船高

彩礼钱存在盲目攀比，普通农户娶媳妇，要花掉几年积蓄

“现在农村找媳妇，除了一栋楼房，还得要十五六万元彩礼。”崔婶儿家在安徽阜阳市太和县，夫妇俩在湖北宜昌市卖早点，22岁的儿子给他们打下手。

眼下崔婶儿最操心儿子的婚事。在当地农村，小伙子到21岁还没定亲，父母就开始着急。儿子今年春节要回老家相亲，盘算着相亲的事，崔婶儿很纠结：老家的楼房是10年前建的，当时在村里“上档次”，现在显得旧了。这些年在外挣的钱，在老家镇上买了两间门面房，又在宜昌买了一套小房子。老家再建新楼，既没钱也不会住，但不建又怕女方看不起。

在阜阳一带农村，两三年前，彩礼一般为10万到12万元，今年“涨”到15万元左右。普通农户娶个媳妇，几年积蓄就没了，甚至要背债。春节期间，当地都在传一件事：一户人家要彩礼20万元！男方父母纷纷感叹：“真是不得了，彩礼越来越多，这咋弄！”

一些村民介绍说，对于彩礼钱，女方父母会象征性留一点，大部分作为嫁妆给女儿，作为新组建小家庭的原始积累。“父母都希望女儿过好点，才会攀比着要彩礼。”

思考：“这边的亲闺女，到那边是儿媳妇，都是一家人，不是做买卖。”农村彩礼上涨，一方面说明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标准和心理预期逐步提升，水涨船高；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盲目攀比导致的。对这些不良习俗，还要靠道德和民间舆论来规范。有些地方的“红白事理事会”发挥了较好的引导作用，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