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谓“问道”，即是在中国先哲及西方先哲的启迪下再度返回到人生之原始真切处，探询那对于人说来可以应然相期的虚灵之真际。诚然，作为虚灵之真际而寻问的“道”，并不拘泥于中国古代儒、释、道中的任何一家，也不拘泥于勉可比拟于“道”的柏拉图的“善的理念”、康德的“至善”或胡塞尔的“先验自我”之构设，但这带着特殊的时代难题的“问道”，却终是要回味“轴心时代”——古印度出现释迦牟尼、古中国出现孔子、古希腊出现苏格拉底、古犹太人中出现耶稣的那个时代——所确立的人生的神圣感。也许人文心灵只有在回溯中才可能有所升进，新的“问道”者的一个执著的信念在于：运思之灵韵犹如艺术之匠心，可认同的精神传承当在永不重复的富于生命个性的创造中。
《问道》为“问道”者而设，它的初衷和归趣只在于“问道”。与所“问”之“道”相应，《问道》相信，“道”敞开着，它息息相通于情态各异的学人的真切生命。为此，《问道》也为自己留住了一份希望，一份即使在某个时刻不免失望却也决不至于绝望的那种希望。
 
 
 
内文节选
学人立志·学业境界·学术创新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的演讲（2012.6.12）
今天下午我先就“学人立志·学业境界·学术创新”这个话题，讲点我的看法，然后用点时间，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讲题，你们研究院事先把范围跟我说了一下，尽管没有具体地规定题目，但实际上仍是一篇命题作文。这和我在其他地方的演讲，我自己提出一个题目，情况不大一样。这个题目，我起先没有觉得它有多大难度，到真正准备的时候才发现这题目很不好讲。这讲不好就是一种说教，我年轻时也很讨厌说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现在年龄大了，最好不要做让又一代年轻人讨厌的事。我琢磨着怎么能把这题目讲好，它确实跟具体的学术话题不太一样。七年前我到我们跨文化研究院作过一次学术交流，讲得比较具体，是一个很具体的学术话题，不能说我讲得很自如，但我自己讲得不困难。但今天这个题目，讲起来就有点涩，所以我要特别申明一下，如果讲得有毛病，希望我们在座的研究院的领导、老师和同学们予以批评，也予以谅解。
一
我想从这样一个话题说起。很多年前，我看过一本书，里面记有一位西方人说过的一句话。最近我去找这本书，怎么也找不着，时间久了，年龄大了记忆力也比较差了，就是想不起来是哪本书了。但有那么一句话是确凿的。这位西方人说：“年轻人往往以为自己是不死的。”这话该怎么解读啊？我觉得应该这么理解：人在生命力旺盛的时候，对生命的短暂性、生命的局限性，往往很难意识到。只有到了我这个年龄，似乎才有死亡的阴影慢慢地笼罩过来，生命短暂的话题也才变得切近起来。就像天快要下雨了，阴云由淡而密，开始有一种预告了，这时你会很自然地由云想到风，想到雨。死亡，这是一个有点阴郁、不那么令人愉快的话题，但我今天还是想从这个话题说起，因为从这里说起对你们有好处。雅斯贝斯说过一句话，叫作：“从事哲学，就是学习死亡。”你看，这话和我刚才所引的那位西方人说的话是不是有点相应，有点意趣相通？雅斯贝斯的话听起来是令人骇怪的，从字面上解读它，你会觉得不可思议。既然死亡是我厌弃的，而它又伴随着哲学，那我为什么还要从事哲学呢？真正说来，雅斯贝斯说这话，并不是要我们重死而轻生，并不是要我们陷进死亡的阴霾。这就像庄子在《至乐篇》中通过髑髅（死人头盖骨）的口赞许死后的世界之乐胜于“南面王乐”，却并不是要人们径直赴死一样。实际上，雅斯贝斯是要我们由死而反观生，由死而关注我们有限的生命。
人如果不死的话，他不会更多地考虑人生的价值，不会考虑所谓立志的问题。我今天谈立志的问题，想来想去还是选择了从死亡这个很有点阴郁的话题说起，其原因就在于非以死亡的沉重不足以唤起生命的深刻。想想看，如果人不死的话，投身火里不死，掉进水里也不死，从楼上随便跳下去也不死，那还有谁愿意去思考人生的价值、人活着有什么意义这样的问题？在伊甸园里，亚当、夏娃活得无知无识，也活得可以说是无忧无虑。我想，这两个人，当时如果按照上帝的嘱咐去做，他们是不会死的。在他们没有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智慧果之前，上帝曾对他们作了不死的安排。不死的这对男女，肯定不会去考虑他们活着有什么意义、他们为什么要活着。这个问题根本提不出来。像古希腊奥林帕斯山上的那些神，他们也从来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不死啊。只要不死，生命就一直延续，不管怎么活着，总归是活着，这样，谁还会去考虑我为什么活着呢？死的问题不存在，生的意义这问题就提不出来。上帝曾经警告过亚当、夏娃：“这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吃了你会死的。”但蛇跟他们说：“上帝是骗你们的，你吃了不会死，而且你会变得跟上帝一样聪明。”结果先是夏娃受不起这个诱惑，她吃了，然后给亚当也吃了一个果子。两个人果然头脑清楚了，眼睛亮了，能分辨善恶了，而且确实并没有死。但上帝说过的话毕竟会兑现的，你当下没有死，并不表明你永远不死，既然你吃了禁果，你就总有一天要死。《圣经·新约·罗马人书》里面有一句话，叫作：“罪的工价乃是死。”讲的就是这件事。犯了原罪，原罪的代价就是，你必得死。这是人类的始祖的故事。一旦他们开始死，由他们繁衍的子孙，每一代，有生必有死。这一有死，就有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生命有了大限。生命有了大限，就使得有限生命当中的人会考虑一个问题，这便是：我该怎么度过我这有限的百年左右的时间？我活着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跟这样一个人生意义的问题的提出相应，人就有了所谓立志的问题。
当然，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的深刻和重要。他们是别人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主流往哪走，我也跟着往哪去。这样活着，既省事又安全。顶多有利益上的争竞，由这争竞发生种种冲突和纠纷。多数人是这样的。真正对人生有所自觉，能自觉提出我活着有什么意义、我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安排我的人生这一问题的人，应该说，很少。宗教涉及这个问题，哲学要思考这个问题。像中国儒家的学说，它既不是一种严格的宗教，也不是一种严格的哲学，但它作为一种教化，作为一种学问，也分外关注这一问题。我在面对你们这么多年轻人的面孔时，先把这样一个让你们听了多少有点沉重的话题提出来，是要激起你们对生命的敏感。这用存在哲学的话说，就是向死而生——先把自己推到生命的穷尽处，然后回过头来思考我们应该怎么活着。这样，你才会觉得立志的问题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探讨它也未必就只是一种说教。应该说，立志的问题是一个人生终极性问题，它对我们每一个人又都很现实。这问题虚灵而实在，对于祈望人生达到相当的自觉的人说来分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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