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之女刘亭亭:我爸我妈我自己

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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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刘亭亭,是在一所装修考究的明式四合院,那是她刚回国为了文物保护抢修的,而今已经出租。

  刘家9兄妹,经商的就刘亭亭一个,40不惑的她已是联亚集团和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掌门人。因为母亲王光美胯骨摔伤的原因,刘亭亭现在每年大概有8个月呆在北京陪母亲,剩下的时间则在欧洲、美国和香港等地到处跑。

  妈妈从未动摇过对爸爸的信任

  我爸的婚姻是比较坎坷的,而我妈26岁才结婚,在当时算晚婚。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一直很恩爱。

  现在的年轻人时兴自由恋爱,那时在延安却流行介绍对象。但我爸和我妈相互认识没用介绍人。我曾经多次问妈妈这一段恋爱史,她从不完整地讲。

  我妈刚到延安时,爸爸和一些首长接见从北京军调处到延安的老同志和新同志。我妈说那时候她就傻傻的,见到领导就说了些“希望首长给我们指导指导,我们在北京不太了解革命的历史,经验不足”之类的话。爸爸听完就提了些建议,然后看了我妈一眼。过不久就有人传指示给妈妈,说我爸要找她去枣园谈话。我爸跟她谈话的时候,从抽屉里找了半天才找出个极难看特别脏的梨来说是招待她,最后母亲把梨削了给了父亲吃。后来我爸说他有块表,但是表停了很久,我妈一看就说:“你给我吧,我帮你修去。”等修好这块表之后,我妈就把它交给了军委外事组,希望有谁能带到枣园交给父亲,可同志们都心领神会地说不行,非让我妈自己去送,他们其实想给两人多制造些接触机会。大概那个时候父亲就挺喜欢我妈了。

  我爸跟我妈挑明关系时话说得很坦诚,他说自己岁数大,身体又有病,结过几次婚,还有5个孩子。我妈听了就觉得眼前这人虽然不浪漫,但的确是个非常实在的人。为什么母亲在国外国内口碑都特别好,我想归结起来有几点:第一,她不是一个虚荣的人;第二,她对我爸特别体贴入微;第三,她一直是我爸的助理,工作勤奋。最关键的是即便“文革”时期,她也始终没有背叛过我爸。那种政治环境下,很多人都知道见风使舵,及时和亲属划清界限,但她却很“傻“,环境再险恶,她也从不动摇对我父亲的信任,这真的很不容易。

  我小时候有个“骚扰”爸爸的任务

  父亲坚持让我们上小学时住校。当时正赶上三年灾荒时期特别苦,因为饥饿我还晕倒过一两次。有一次是早上九点,刚开始上课我就晕倒了,很多老师、叔叔阿姨给我妈打电话说他们心太狠了,不过我觉得那时候我爸是对的,因为在三年灾荒期间他下去视察,看到太多老百姓饿肚子,这对他震撼很大,所以他回来后就对我们说,现在人民都吃不饱,我的孩子也应该尝尝挨饿的滋味。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月薪大概都是400块钱,在那时算高的。我们几个小孩每个月的花销在150块钱左右,为了训练我的数学能力,我爸就让我管钱。说是管钱,其实也只是统筹核算一下,我并不做出纳。我读书的时候,所有的小孩子平时都有几分钱零花的,那时学校伙食太差,有时候在学校的两个小胡同中间有卖小萝卜、糖葫芦、冰棍的,别的小孩一个星期还能买一两样慰劳自己,我只有眼馋的份,因为家里一分钱也不给我们。

  那时家里有项不成文的规矩,谁年纪最小,谁就有任务去骚扰我爸,其实就是每隔3个小时去摸摸爸爸,或者拉他到院子里走走,打断他的工作让他稍微休息一下,否则他就会没完没了地工作。我大概从一懂事起就被分配了这项工作。也因为这样,我爸教过我画画,画小兔子小狗什么的,他还教我踢毽子,而我们游泳的时候他也会过来指导,到了跳绳的时候他没准也会跳两下。很多人都觉得我爸非常严肃,但是我觉得我爸也有特别风趣的一面,比如说小的时候我如果不吃苦瓜,不吃辣子,老头儿就吓唬我说:“你不吃我不带你回老家!”于是我就拼命地吃,吃完了就流眼泪,这会让他大笑,因为他是逗我玩的。

  我是第二个考入哈佛商学院的中国人

  父亲的追悼会开过不久,我们这个家庭各成员的归宿就尘埃落定了:姐姐平平被公派到美国纽约上学,妹妹小小去了北大,而哥哥刘源和我都在上大学。借着一个偶然的机会,后来我又赴美留学了,并先后获得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学士学位和哈佛商业管理硕士学位。我是第二个考入哈佛商学院的中国人。

  出国留学对我来说,的确是一次偶然。当时我们外语系有两个外教,他们在上课时教我们怎么申请美国的大学,然后就当布置作业那样让我们填申请表。我们在做了两三个星期的作业后,外籍老师说你们谁愿意寄出去就寄出去,大家就都寄出去了。我们班36个人,那一年拿全额奖学金走了的就有24人。在美国,我虽然也拿奖学金,但是没有生活费,于是就打工。原来想不就是打工嘛,在美国再苦也不会比“文革”时候更苦。当时我住在一个教授家,给他们家看儿子做饭,后来还在学校教过书,在餐馆里端过盘子,每次都是兜里还剩100块钱时就赶紧出去打工,也不觉得惊慌失措。没有人知道我是国家主席的女儿。

  有了哈佛商学院的文凭,在美国算是手里有了把金钥匙。我毕业时,有28家公司想聘我,其中有一两家公司还知道我的特殊身份。但是我有一条原则,那就是做中国生意的公司我一概不考虑,我只希望凭自己的真本事做点事。最后我选择了一家和中国的投资没有关系的公司干了近4年时间,工作内容主要是跟上千家公司的董事长和CEO(首席执行官)分析各种投资的可行性,这给我后来建立新的公司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

  1989年我妈得了癌症,想到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就没在老人家身边,我妈出狱刚一年多,我们就都出国走了,其间也就只回去过三五趟。我觉得我应该照顾母亲,于是决定回国创业。

  虽然我们家经历的人生悲剧挺多的,但我觉得基本上自己的人生还是比较正面。信不信来生不重要,此生的未来还需好好理悟,希望多做些对社会公益有益的事。(据《中国妇女》第8期刘亭亭口述何京京整理)

                                                《广州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