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选的是两位机长有关周恩来的回忆，事情发生在“文革”期间。从一个特殊角度，我们再次看到了晚年周恩来面对高压，面对病魔，面对灾难性天气，面对艰难时势，所表现出的精神风貌。

　　毛泽东有事情要与周恩来商量。还在上海的周恩来面对恶劣气象情况决定紧急赶回北京。
　　飞机从6000米到10000米，都强烈颠簸，高度差竟在100米。周总理一向以坐飞机从不晕机为自豪，可这回他也顶不住了，吃了两次晕机灵。
　　“文革”期间的一天，已是傍晚时分，我们接到紧急起飞命令：“立即飞到上海，把周恩来总理接回北京！”飞机升空后气流翻滚而来，好不容易在虹桥机场降落，已将近晚上九点钟了。
　　此时上海上空正骚动着一股大范围的强气流，这种强气流可使飞机受到强烈颠簸，严重的还可使机体损坏。空军首长接到我们报告的天气情况后，认为总理专机不宜当即返回北京，便给总理秘书挂电话协商。

　　据说，那天之所以让周总理紧急赶回北京，是因为毛泽东主席有事情要与他商量。秘书同样不敢自作主张，要请示总理后再答复。机组及空军首长都认为，这样的天气总理十之八九会接受第二天拂晓返回北京的建议，因此机组人员放心地从机场到了锦江饭店南楼。刚安排停当，门外响起“咚咚”的敲门声。大家以为是服务员送水来了，可是门外竟站着周总理，大家都吃了一惊。总理快步走进房间，劈头问道：“天气怎么个不好？究竟能不能回北京？”“空中强度气流，颠簸得很厉害。”我是机长，立即站起来回总理的话。“哪个高度层颠得厉害？”“从6000米至10000米，每个高度层都很厉害。来的时候我们都试探过了。”“相比较哪个高度层要好一些呢？”沉默一会儿后，有人报告：“8000米稍微好一点。”周总理听了，很干脆地说：“好，就飞8000米！你们既然可以飞来，我为什么就不能飞回去呢？我们走！”

　　恰在此时，收到北京发来的电报：“侧风60度，风速每秒18米！”风速这样大，又接近正侧风，飞机降落地面时稍有不慎，就会被风掀个底朝天。周总理紧锁双眉，把那张电报纸捏在手心里，好长一段时间没说话。“是不是可以先起飞？西郊机场不能落的话就落到北京周围其他机场。好不好？”周总理提出自己的方案，很显然，他希望能得到我们的认可。我们已经看出来，周总理回北京的决心已是不可动摇，只好点头同意了。
　　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后，飞机一气上升到6000米，颠簸，继续爬高到7000米，还是颠簸，再爬至预计的8000米，仍然强烈颠簸。接着上到9000米，10000米！所有这些高度层都是强烈颠簸。气流一会儿把飞机抛上去，一会儿又给踢下来，上下颠簸的高度差，竟在100米左右。领航员吐了，机械师吐了，只有紧握驾驶杆的飞行员全力以赴同气流抗争。周总理一向以坐飞机从不晕机为自豪，可这回他也顶不住了，吃了两次晕机灵，仍脸色煞白，额头冷汗直冒。见此，我们恨不得推机头降到6000米以下，因为下面的气流平稳多了。可是不能，当时空中飞行有一套规章制度，6000米以下是中小型飞机的飞行高度，周总理决不会答应我们这样做（据讲现在的高度配备有了改变）。我们不忍心让周总理继续受罪，准备就近找机场降落，并派一个人到后舱向总理请示。周总理一见到他，马上强打精神，关切地问：“你们怎么样？还能坚持吗？”看到总理此时仍想着别人，这位同志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什么也没说，他知道没有必要说什么。

　　大家咬紧牙关工作，飞机终于返回了北京。（据王进忠回忆）
　　1974年12月，重病中的周恩来要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人事安排问题和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机场，卫士扶着总理朝飞机慢慢走来。总理的身体不住地左右摇晃，脚步飘忽不稳。
　　我看总理骨瘦如柴的样子，两行热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总理沉默着，什么都没有说。估计他已经看见我的泪水，也有些伤感。
　　1974年12月22日深夜12点。“叮铃铃……”一阵响亮的铃声打破了夜的寂静，我抓过话筒，自报家门———“我是师长杨扶真！”“杨扶真啊！我是叶剑英。23日中午1点钟，周总理要去长沙。你派噪音小的三叉戟吧，挑选一架发动机好的飞机……”
　　我们早已从各种渠道得知周总理生病住院的消息，听到叶帅说总理要去外地，以为总理恢复了健康。待叶帅话一停，我就迫不及待地问：“叶帅，总理的病已经痊愈了吗？”电话那一头静静地好大一阵子没有回音，我疑惑地对着话筒“喂喂”地叫了几声，叶帅这才回答道：“总理的病并没有好，但他必须去长沙，这任务非他莫属！”原来就在周总理临出发的前几天，医生又发现他大便里有血，需要检查治疗。可离四届人大召开只有20天了，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必须马上向毛主席汇报，以得到他的支持和认可。还有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政府工作报告的审定等，也都必须向毛主席汇报。而能承担这一重任的只有周总理。

　　1974年12月23日，天出奇的寒冷。还是和以往一样，周恩来总理非常准时地到了机场。然而与以前不同之处也非常明显，首先在周总理乘坐的小轿车后面跟着另一辆小轿车，那是一个由心血管专家、泌尿科专家，另加总理的保健医生和一名护士组成的医疗小组。而周总理的车开到飞机旁时，车门打开，我们没有见到总理利索地一头钻出来，竟是由一名卫士探进了半个身子，把总理从汽车里搀扶出来。我们知道周总理一向不喜欢穿厚重的大衣，不喜欢戴帽子，但这一回，不仅裹着厚厚的大衣，头上戴着毡呢帽，还捂了一个大大的白口罩。尽管总理穿着很多，却遮掩不住他瘦削的身躯。从车上下来后，卫士扶着总理朝飞机慢慢走来。总理的身体不住地左右摇晃，脚步飘忽不稳。走不了几步，他竟偏向机门的一侧而去，在卫士的帮助下才好不容易纠正过来，可再走几步他又偏到了另一侧。总算到了舷梯，总理一只手借助扶手支撑着身体，由卫士搀扶了另一只胳膊，艰难地向飞机“攀登”。

　　记得六十年代初期，我们受命飞往武汉，送在那里视察的周总理去云南思茅，与胡志明主席秘密会谈。当时武汉军区空军参谋长姓李，是位资深的红军老战士。他担心飞机不安全，便想让总理坐火车到广西南宁。他虽然主意已定，却又不敢对总理说，便在我们机组身上打主意，强迫我们与他“同流合污”，编造航线天气不好，飞机不能起飞的假情报。总理信以为真，为了赶时间，决定在一列货车上挂一节客车车厢赶往南宁。在南宁下火车后，总理在省招待大厦见到我们，吃惊道：“噫，你们怎么先到了？不是这两天天气都不好吗？”我们只得实话实说。总理听了气得脸色铁青，连声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这些人就是官僚主义，不负责任！怕这怕那的，为什么就是不怕耽误了我的事……”周总理的时间总是排得满满的，他发完火后，马上大声吩咐身边工作人员：“小张，赶快架电台，与北京联系，问问容国团打了冠军没有？”当时正在匈牙利举行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容国团在比赛中为我国赢得了第一块金牌，周总理得知这一消息非常高兴：“我们已经出了第一个冠军，只是开了个头，以后还会出第二个第三个乃至更多的冠军！”那时的总理精力过人，在南宁稍事休息，又立即乘飞机赶往思茅了。

　　可是，眼前的周恩来总理已被病魔改变太多了。在卫士搀扶下，周总理终于“攀”上了飞机。待他们将总理安顿好后，我敲开了总理客舱的门。大概因为休息了一会儿，总理的精神显得好一些了。这时飞机起飞了，总理说：“我已经一年多不坐飞机了，在医院里住了八个多月。不过现在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看来我就是和飞机有缘。”说着，他掉头看了看机窗外，“三叉戟不错，飞得稳，速度又快。今后我还坐这种飞机。”过了一会儿，总理又说：“五十年代，我坐你们空军的飞机多；六十年代，我有意多坐民航的飞机。以后我再坐你们空军的飞机。”听着总理这些非常乐观的话，几乎使我忘记了眼前的现实：“总理，您实在太劳累了。

　　开完四届人大好好地休息休息，等恢复了体力，健康自然也就恢复了。”总理听了笑了笑，对我说：“希望是这样子。与疾病也需要作斗争，但要恢复到以前的健康状况已是不容易的了。”我看总理骨瘦如柴的样子，两行热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我怕总理看见我挂在脸颊上的眼泪，忙站起身匆匆退到门外。总理沉默着，什么都没有说。估计他已经看见我的泪水，也有些伤感。（据杨扶真回忆）　　（摘自《文汇报》李克菲彭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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