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的生平

苏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浙江绍兴)人,出身于一个有文化传统的官僚地主家庭。幼年时期,正值金人南侵,他随着家人逃难,“儿时万死避胡兵”,尝尽了颠沛流离的痛苦。父亲陆宰,是具有爱国思想的士大夫,和他交往的也多是爱国志士。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绍兴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訾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跋傅给事帖》)。惨痛的经历和环境的熏陶,从小就培养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少小遇丧乱,妄意忧元元”(《感兴》),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的壮志。
  陆游自幼就好学,他说:“我生学语即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解嘲》)。为了实现自己的壮志,他特别注意兵书,诗中屡次提到“夜读兵书”;同时他还学剑,《醉歌》说:“学剑四十年,虏血未染锷。”所以他曾这样自负:“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太息》)陆游十七八岁时便有了诗句,大约二十五岁左右,又从曾几学诗,在曾几的指教和积极影响下,更确定了他的诗歌的爱国主义基调,并进一步冲破了江西派的樊笼。因此,即使他早期的作品也表现了轩昂豪壮的气魄。
  绍兴二十三年(1153),陆游二十九岁,赴临安应进士试,主考官陈阜卿取为第一,明年试于礼部,复置游前列,因名居秦桧孙秦埙之前,又“喜论恢复”,致触怒秦桧,竟遭黜落。秦桧死后三年(1158),才出任福州宁德县主簿。孝宗(赵目)继位之初,抗战派稍得抬头,他被召见,赐进士出身。他乘机提出了许多政治、军事方面的建议,积极赞助张浚北伐。但随着北伐的失利,主战派失势,在镇江通判任上的陆游,也以“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罢官家居。
  乾道六年(1170),陆游四十六岁,入蜀任夔州通判。“道路半年行不到,江山万里看无穷”(《水亭有怀》),一路之上,他游览了大江两岸的名胜,也凭吊了屈原、李白、杜甫诸伟大诗人的遗迹。乾道八年,四川宣抚使王炎邀请他为干办公事,襄赞军务,他从夔州到了南郑。这是他一生得以身临前线的唯一机会,急欲杀敌报国的陆游,十分振奋。他身着戎装,戍卫在大散关头,来往于前线各地,接触了爱国民众,考察了南郑一带的形势,出谋献策,积极准备打击敌人。他生活在战士中间,有时射猎深山,亲刺猛虎。所有这些火热的战斗生活,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也扩大了他的诗歌领域,并使他领悟到“诗家三昧”,从现实生活中、从火热的斗争中汲取题材,因而形成了他的宏丽悲壮的风格。这是陆游诗歌成熟的关键时期。为了纪念这段有意义的生活,后来他把自己的诗集题名为《剑南诗稿》。但是,南宋小朝廷是不会容忍爱国将士的积极抗战活动的。不到一年,王炎调离川陕,陆游也改除成都安抚使参议官。《即事》诗说:“渭水岐山不出兵,却携琴剑锦官城”,可见他当时的抑郁心情。在任职范成大幕府期间,他只能借酒烧愁,排遣他报国无路的苦闷。他和范氏原是“文字之交”,因“不拘礼法”,同僚“讥其颓放”,他索性自号“放翁”。
  淳熙五年(1178),陆游五十四岁,去蜀东归,先后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做官。他描写这时的处境是:“怖惧几成床下伏,艰难何啻剑头炊”(《有感》)。在江西任上,因拨义仓赈济灾民,以“擅权”的罪名免官还乡。淳熙十三年起用为严州知州,后入为军器少监,但终因一贯坚持抗金,形于歌咏,深为当权所嫉,不久又以“嘲咏风月”的罪名被黜。他在一首诗的诗题中曾自言罢官的原因是“罪虽擢发莫数,而诗为首”,这正好说明他的爱国诗篇的战斗性。
  光宗绍熙元年(1190),陆游六十六岁,此后的二十年间,绝大部分都在山阴度过,生活宁静而简朴。他“身杂老农间”,参加了一些农业劳动,与农民有着一些往来。有时他还骑着驴子,带着药囊,到远近的村落里去医病施药,受到了人民的欢迎和尊敬。“年来诗料别,满眼是桑麻”(《倚杖》),由于生活的转变,他对于农民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同情,因而他晚年写了大量的反映农村残酷现实和描写田园风光的诗,风格也趋向平淡。但是,诗人仍然,“寤寐不忘中原”,爱国思想愈益深沉。宁宗嘉泰二年,他为了实现团结救国的理想,不顾朝野的非难,毅然接受了韩托胄的推荐,主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当爱国词人辛弃疾再度起用时,他还写了一首长诗表示祝贺,并劝勉他以国仇为重,不要计较个人的恩怨:“深仇积愤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送辛幼安殿撰造朝》)!由于韩托胄的轻率,这次北伐很快就失败了,但并无损于诗人崇高的爱国精神。
  嘉定二年(1210),八十五岁的老诗人,竟抱着“死前恨不见中原”的遗恨与世长辞。临终时,他写了这样一首《示儿》诗: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是诗人的遗嘱,也是诗人的最后号召,它教育了鼓舞了后代无数的读者。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看到诗人爱国精神的一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