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在吉林省蛟河市黄松甸镇黑木耳基地观察木耳生长情况。
吉林农业大学供图

    ■他是以中国人名字命名黏菌种名第一人 

    ■他是我国食用菌领域唯一的院士

    ■他建成了中国第一个食用菌多组学数据库 

    ■他带动数万农户依靠食用菌脱贫致富

    在今年2月公示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党中央、国务院荣誉称号拟表彰对象中，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榜上有名。

    现实中的李玉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穿过吉林农业大学的一排排大棚，一栋现代化办公大楼便近在眼前，那是李玉办公的地方。就在这里，记者如约见到了他。

    在采访过程中，李玉朴素的衣着、亲切的微笑、儒雅的谈吐，无不洋溢着一位老专家、老教授特有的乐观、自信……

    大学毕业独自“闯关东”

    作为从基层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非常了解农民的疾苦和祈盼

    1944年，李玉出生于山东济南，在这个齐鲁名城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1962年，李玉高中毕业后考入山东农学院（现山东农业大学）农学系植物保护专业。

    “那时候，植保系的专业考试都是一个个学生单独考，老师准备100个问题，学生随机抽取问题回答。”读大学时，李玉一直都是全优生。因为排名第一，老师总是让李玉第一个去考，他往往比最后一个参加考试的同学早两三天。“大学时的笔记到现在还保留着。那时候我时常整理笔记，每一页还做提纲挈领的批注。因为每一次考试都相当于提前答辩，很有挑战性，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王清和老师教病毒，严芝学老师讲农病，孙少轩老师讲昆虫……”李玉忘不了读大学时教过他的每一位老师。他说，自己之所以能够在学术上取得一些成就，就是因为坚持了当年大学老师执着、严谨的学术精神。

    李玉清晰地记得，有一天山东农学院党委书记华山主持召开全校大会，讨论学校的远景规划，强调要大力培养农学专家。那时候，坐在台下的李玉默默地想：将来，我有没有可能成为农学专家中的一员……

    然而，大学毕业后的现实似乎与李玉的理想相去甚远。从山东农学院农学系植物保护专业毕业后的第二年春天，李玉被分配到吉林省最西部的小城白城工作。

    “越往北走越荒凉啊，最后路边连一栋像样的房子都看不到了。那一刻，背井离乡的感觉油然而生。”李玉笑着谈起往事。当时，被分配到边远地区的学生，可以从学校领取15元路费和一件军大衣。李玉就是穿着这件军大衣，一路颠簸来到白城。

    那时候的白城气候恶劣，十年九旱，春秋风沙肆虐，盐碱成片。人们都要戴上围脖、风镜、口罩才能出门。一到深冬，滴水成冰，冷得让人不敢伸出手指。艰苦恶劣的环境，没有让李玉退缩，他坚持下乡指导生产，在公社蹲点搞实验。

    修水库、建大坝、运土、拉车……虽是农科所技术员，但脏活、累活李玉样样都干，一年有200多天在乡下。忙碌的时候，李玉带领知青干活，知青们两班倒，李玉却经常连轴转，有时两天两夜都不能合眼。

    在白城，善友大队第四小队是典型的贫困村，社员每年都吃返销粮。李玉在那儿办起了农业科学实验站，通过试验、示范、推广生产技术，把过去的大垄旱作变为畦田平播密植，通过增加植株和灌溉，提高了粮食产量。在以水田为主的红石岭大队，李玉建议，将大水漫灌、秋天起垄的传统习惯改为秋冬灌水、春天起垄，平播后再起种，结果保苗率大大提高。这些技术革新，受到当地领导和群众的普遍欢迎。

    那时候，李玉是白城农科所最年轻的技术员，各方面都十分活跃。所里搞设计、办展览、写美术字、拍照、购买图书等，他都主动承担。他还作科普讲座，在全地区普及种植技术。

    “我和那里的农民、知青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得到了历练。”白城十年，为李玉日后的生活和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从基层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李玉非常了解农民的疾苦和祈盼，因而，他也特别推崇“为国为民，匹夫有责”的人生境界，并且坚持身体力行。

    成为菌物世界拓荒者

    40多年来，他和学生们获得了1.2万份标本与菌株，其中仅黏菌就有400多种，占世界已知黏菌数的2/3

    “当时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很差，但是，老专家们经历十年浩劫后依然醉心科研、报效祖国的热忱深深感染了我。”20世纪70年代初，吉林省植物保护站组织专家重新修订《病虫害防治手册》，李玉受邀承担全书彩图的绘制工作。为准确描绘病虫害的形状，生动体现其科学内涵，李玉虚心向植物病理学家白金铠等老专家请教，在圆满完成任务的同时，他还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1978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制度得以恢复，李玉成为吉林农业大学与中国科学院联合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菌物学家周宗璜。

    然而，李玉即将毕业之际，周宗璜因病逝世。临终前，老先生嘱咐李玉，一定要把菌物研究继续下去。那时候李玉才得知，世界上已发现500多种黏菌，但没有一种是中国人命名的。这成了周宗璜先生一生的遗憾。

    “老师，您放心。我一定把菌物研究坚持到底！”硕士毕业后，李玉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毅然留校任教。自此，他真正踏上了菌物研究的拓荒与创新之路。

    40年来，李玉几乎年年出去考察，深入人迹罕至的地方采集优良菌种，制作新的菌物标本。

    “在野外遇到蛇是常事。最可怕的是有一年，在太白山上，看到脚下冒着热气的动物粪便，也没有特意想什么，继续往前走，几分钟后，发现清晰的熊掌印才意识到自己的险境……当时那种惊恐，难以言喻。”李玉回忆道。

    2002年之后，李玉连续几年抽出时间，带着学生和俄罗斯的同行专家一起沿着乌苏里江进行生态调查，从海参崴走到犹太州，在中国沿着乌苏里江的虎林、饶河、抚远上行。“之所以选择这条路线，一方面是那里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另一方面是想让俄罗斯科学家明白，尽管很多物种是欧洲人命名的，但很多物种及其独有的生态习性，是中国特有的。”李玉说。

    2004年7月，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中，李玉和几位弟子沉醉于难得的“菌物世界”，浑然不觉他们已身处险境，瞬间就被突如其来的蚊群叮得体无完肤。“那一刻，蚊群就像一股股龙卷风呼啸而来，我们甚至无法呼吸，蚊群直往鼻子、嘴里钻。”

    2016年夏天，刚读研二的谢孟乐第一次跟随李玉做野外调查。“那天上午，我们在人烟稀少的山路上驱车颠簸四个多小时才到达祁连山脚下，本以为老师会休息一下，结果他带着大家直接登山……”那天，谢孟乐第一次目睹了70多岁的李玉整个身体趴在地上，只为把蘑菇生长环境拍好，“那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我坚信榜样的力量，像李老师一样，只要抱着对新知识、新物种、新的种质资源的渴望，就不觉得野外工作有多苦多累。”2018年，谢孟乐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有了更多机会跟随李玉野外调查。

    在超负荷、无规律、充满艰辛的工作中，看似红光满面的李玉，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不可避免地出现状况，尤其是他的血压一直居高不下，难以忍受的时候他就悄悄住进医院，稍有好转就又出现在采集现场。

    “只有生活的单调，没有思想的单调；只有寂寞的环境，没有寂寞的人。”李玉曾用这句话诠释他为黏菌事业奉献毕生精力的决心。2008年，李玉的小孙女出生，他给取名为“沐洱”，取“木耳”谐音。“沐洱”二字，寄托着李玉对食用菌事业的深厚情感，以及对未来食用菌事业发展的无限期待。

    作为黏菌科研领域的拓荒者，作为菌物世界的守望者，李玉在饱尝艰辛的同时，也收获了无限喜悦。40多年来，他和学生们通过菌物资源调查，系统开展菌类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和利用等基础研究，获得了1.2万份标本与菌株，其中仅黏菌就有400多种，占世界已知黏菌数的2/3，发现新记录菌种148个，命名36个黏菌新种，他因此成为世界上以中国人名字命名黏菌种名的第一人。

    他率领研究团队制作出全球98%以上的黏菌分子生物学标本，建成了全国第一个食用菌多组学数据库，率先对黏菌纲中所有的重要科、属、种进行了超微结构、个体发育、化学成分及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提出了全新的系统学观点，使我国黏菌研究跃居世界前列。这些基础研究不仅保护了种质资源，挽救了一批濒危物种，更为进一步评价、利用、开发新的资源奠定了基础。

    2005年，李玉被俄罗斯农科院聘为外籍院士；2009年，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我国第一位“蘑菇院士”；2020年，荣获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培养菌物研究接班人

    年逾七旬的他依然坚持奋战在教学工作第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