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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人说，应该尽量使学生的学习成为一件快乐的事情。可另外一些人说，学生的学习中没有足够的艰辛，就难以把学生培养成能适应社会的有用的人才。

  又有一些人说，用眼睛、耳朵、情感和习惯把教育内容融入本性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可另外一些人说，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刻苦学习，掌握教学内容，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事实上，这种矛盾永远解决不了。因为，人性中确有这种矛盾。快乐给人教育，痛苦也给人教育。人不管教不行；人没有自由，更活不下去。一方面，人读书收获的大门开启着；另一方面，人吃苦受累搬运物品的道路也畅通着。“你指明一条中间道路吧。”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人生之路从来就不是一条直线。它像一条小河，内外受到各种阻力，受到各种逼迫，弯弯曲曲，向前奔流；而不像凿挖的运河，笔直地流淌。它中间没有直线，它的位置经常变动。此时此刻，对它来说是中线，过一阵子，对它来说就是边线了。同样，对一个国家来说是边缘小道，对另一个国家来说可能就是中间的阳光大道了。由于种种不可避免的原因，人类历史上，有时爆发战争，有时迎来和平；有时财富之潮呼啸而至，有时退潮的日子悄然来临；有时人自恃强大，如疯似狂，有时则感到自己是个草包，萎靡不振。在这种情况下，当人朝一个方向倾倒时，用力把他拉向另一个方向，对他来说就是良好教育。当人性朝气蓬勃、充满活力时，依凭内在的实力，它可以选择一条保持平衡的道路。他能驾驭自己的身体，受到一个方向的冲击，立刻下意识地在另一个方向用手支撑着，使自己站稳。但酒鬼被人一推就倒，躺着动弹不得。欧洲培养学生的方法正在不断变化。他们的心灵越是接触各种情感、知识和经验，越是觉醒，他们道路的变化也就越快。

  所以，必须按照心灵轨迹确定教育之路。但心灵轨迹是多姿多彩的，大家看不太清楚。因此，任何时候、任何个人或者团体，都不能信心十足地标示这条路。在不同的人的不同努力下，这条路的走向渐渐显现出来。所以对每个民族来说，开辟试验之路，是发现正确道路的唯一办法。

  ……现在和将来，社会不断变化，这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而把社会机制强行塞入永恒的模子里，对人来说，这是造成困境的绝无仅有的缘由。这是怎样的图景呢？就像河水退去了，但建造的码头还在原地，渡船的航道也在老地方。若在别的码头下船，你就享受不到印度理发匠和洗衣工的特色服务。总之，这儿有码头没有河水，有船却不能航行。

  在这样的状态下，印度社会为我们提供的是两三千年前的教育，而不是与时代同步的教育。于是，培养人才的最重要的学校，对我们关闭着大门。它瞧了我们的时代一眼，对我们的人生旅程不提出任何要求。

  ……教育制度关注社会对国民提出的与时俱进的要求，以各种方式重塑自身。这就是创造的规律。在生活的催促下，一种基本观念的种子，自己发芽，萌生新叶，伸展枝条，没有人从外部收集树枝，嫁接到它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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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寻找方法时，是在找一条难找的捷径。我们在心里琢磨，按部就班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时，用老方法能否弥补欠缺。人们一次次探索，一次次遭到失败，陷入困境。转来转去，不管你怎么走，最后还是遇到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教育要靠老师，不是靠方法。人心是活跃的，活跃的人心懂这个道理。从古到今，在印度诞生了一个个名闻遐迩的老师。他们像跋吉罗陀，引来教育的圣河，减少了人世的罪孽，冲决了死亡的鹿砦。他们冲破教育的陈规的阻挠，把活力注入学生的心灵。

  ……这样，我们便认知了有关教育的一个崇高真理，明白了每个人可以向别人学习，这如同流水可以注满池塘，用火可以点燃火炬，用生命力可以激活更多的生命力。人性被过滤掉的人，不是真正的人，而成了办公室、法院、工厂里的必需品。他成不了真正的人，当了老师，必定不奉献生命力，只知道授课。

  透过师生充沛的情谊，教育事业能像健康肌体内血液流动那样向前发展。父母肩负着养育教育孩子的重任。可当他们没有能力和条件时，就需要合适的人来帮助。在这种情势下，老师当仁不让应扮演父母的角色。我们不能用钱购买或部分获得人生的珍品，而只能以仁慈、真爱和虔诚去换取。它是人性的胃里的消化液，能把有机物融入生命。目前印度的教育园地里，迫切需要的是老师的蓬勃朝气。记得童年时代，死气沉沉的教学，是登峰造极的可怕负担。在印度的社会制度中，我们寻找着能给我们生命以活力的导师。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中，我们寻找着能排除我们心路上障碍的导师。总之，从各个角度而言，我们需要真正的人。让某个土方郎中占据他的位置，给我们吞吃几粒方法的丸药，肯定救不了我们的命。

  （选自《泰戈尔谈教育》，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第一版，白开元译。）

  随看随想 印度诗人泰戈尔（1861-1941）以《吉檀迦利》等诗作名世；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作为一个文化巨人，泰戈尔的视域和实践远涉文学之外。1901年始，泰戈尔在圣蒂尼克坦创建学校，实施他的教育计划，经20年，他把创办时只有五六名学生的小学逐步扩建成一所大学和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这里选刊的《教育方法》一文，写于1912年。文章论述“方法”在具体世界面前的困窘；进而申言：从事于教育之业的人，即教师，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此寻常理，亦恒常理。

  让我们藉由此文来了解这样一个声音，了解这样一个人的这一方式的存在。（任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