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观点认为，学校、医院这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最难管。对此，我不以为然。

    教师与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大多通情达理得很；教师工作有很强的独立性，一个教师成名成家不会对另一个教师造成什么影响，无须相互挤对。教师之所以给人感觉难对付，无外乎就是一个人的知识多了，想法也相应变多。而有话就要说则是知识分子的天性之一，如范仲淹所说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所以，校长面对不同声音最理性的态度就是要清楚“反对”不等于“敌对”，批评的意见往往更有利于决策趋于合理。既然教师在讲“理”这一块最执着、最较真，那么学校工作就要尽可能做到有理可依、有据可循。校长还要学习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让教师亲自触摸“真理”，体会“真理”的温度。

    当年，无为中学的学科竞赛成绩一度不甚理想，学校也在思考如何突破。有教师提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言下之意是学校钱没给够。我说，“重赏”换来的“勇”只能是匹夫之勇，匹夫之勇可以完成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劳动”，而竞赛辅导是一项“复杂劳动”，有勇无谋怎么行？在某著名中学参观学习时，我们一位老师忍不住问他们的奥赛教练：你辅导这么多学生获奖，能拿多少奖金？平时的补助多少？对方的回答出乎大家的意料，他们的奖励、补助标准还比不上无为中学。回校后，再也没人提什么“重赏”的事，大家明白，做任何工作，热情、努力和智慧才是取胜的法宝。

    那么，教师的工作热情从何而来？持续拼搏的动力在哪儿？如果一味地要求教师多奉献，那就变成了道德绑架，教师的工作动力应该是奉献精神与利益驱动的结合。作为管理者，校长应该有底气为教师争取应得的利益。

    人性趋利，也爱攀比，即使这是人性的弱点，也应高度重视。人在倦怠、困顿时，如果能找到“同行者”，往往会得到许多安慰、鼓励，并坚定信心。我们经常带领教师到其他学校参观、学习，目的就是要让教师找到“同行者”。为做到作业全批全改，我们曾组织整个高三年级教师到全国名校杭州二中学习。在教师办公室，一位年龄较大的女教师正埋头批改一大摞数学作业，陪同的校领导介绍她是浙江省特级教师。我们有老师问她：“所有的作业都改吗？”“都改。”“改不完怎么办？”“那就不布置。”像这些经验，如果仅仅是派干部学习后回来传达，教师是不会接受的，他们会认为领导专挑有利于管理的一面讲。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普遍矛盾是，一个要尽可能管到位，一个是尽可能不让你管，因为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而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必须进行规范而有效的管理，争取教师的支持和理解非常重要。

    教师不仅爱与同行比，还要与领导比。学校管理的有效与否还取决于干部特别是校长能否做好表率。我们希望教师有多努力，校长就要比他们更努力。如今流行的一句教育名言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校长的陪伴其实就是要表明，学校所有人都在努力当中。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我们在评价某一行为时，往往会运用两个标准，一是最高的完美的标准，二是一般的普通的标准。用前者来判定，我们就会发现，任何行为都有缺憾并应受到责备；用后者来判定，我们就会变得宽容，只要超出一般水准，我们就会予以称赞。

    只要我们不苛求完美的人性，就会更加理解教师，也会获得教师更多的支持。

    （作者系安徽省无为市政协副主席、无为中学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