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刘白”“诗魔”……这些符号都指向了中唐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当白居易遇上杭州，又会发生什么？为了述说白居易与杭州相关佳作的来龙去脉，为了解析白居易对杭州文化和城市气质的塑造，我写下了《江南忆，最忆白乐天》一书，在史实、诗歌和传说中，远眺千年之前的星空，感受唐诗之路的遥迢和温暖。书中关于白居易与杭州有关的故事，只是对白居易漫长一生的片段观察，也许会有浮光掠影的遗憾，但又激荡着无限涟漪。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这是我们对白居易的一般介绍，当然也少不了作为神童故事一诗惊动长安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其实，唐朝的文化似乎执着于创造神童——白居易如此，李白如此，李泌、李绅……一个个无不如此，好像他们就是天授之人，这实际上却抹杀了他们人生中的努力。所以，当我们静心品读白居易一生的故事，会发现远比这些简单的介绍复杂、有趣得多。

    白居易是杭州在时间里沉淀下来的一张文化名片，他与杭州有关的诗文有200余篇，而“西湖”最早也是白居易命名的，在此之前西湖一直叫作钱塘湖。尽管后世称为唐诗之路的，是从长安至东南楠溪江和天姥山的诗人游历之路，杭州自然是不可或缺之地——但在白居易之前，杭州确实只是一个中转站，一条钱塘江把浙江分为浙东和浙西，浙东有绍兴、浙西有严州，而居于其间的杭州往往会被忽略。

    中唐之后，杭州之美开始盛绽于世人眼前；到了宋代，苏轼、柳永、林和靖等人的“加持”助推了杭州的声名；南宋定都，杭州更是确定了它东南名邑的地位。白居易对于杭州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他诗文里的那条白堤。

    李白、杜甫、白居易，在唐代的灿烂诗空中，无疑是最受人瞩目的三尊“大神”，而世人大多以为白居易的诗歌通俗明白，这其实是世人对白居易的误会，就如同对他生活的种种曲解。人们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他人，白居易的许多“白话诗”是极复杂而有内涵的，虽然有时也会披着一件天真的外套。

    诗人大多披着天真的外套，但如果读者真以为诗人的诗歌之中只有天真，那也不可能真正欣赏他们的诗歌。

    白居易是个诗人，也是中唐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在晚年甚至有望宰执天下。这样一个人物，在后世的叙述中，往往会有许多存疑的地方。白居易是矛盾的，正如其思想综合了儒、释、道三家一样，形成了他处世中独特的进攻和防御体系，并让他在仕途生涯中也多有建树。在杭州的3年，于白居易75岁的寿数而言，实在是很短促的片段，却也是他人生的分水岭。

    作为诗人，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观点，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白居易还是唐传奇的推动者。且不说他在元稹、白行简等撰写唐传奇时所提供的支持和建议，就是后世剧作家也多有据白居易诗歌故事进行的再创作。比如，白居易作《长恨歌》，同游的陈鸿作传奇小说《长恨歌传》，“冠于歌之前”。元代白朴、清人洪昇据《长恨歌》分别作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和《长生殿》，元代马致远据《琵琶行》作杂剧《青衫泪》，清代蒋士铨又据《青衫泪》作昆曲《四弦秋》等。

    白居易的《忆江南》《浪淘沙》《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其中相当一部分也是白居易在杭州时所写。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白话诗”三个字可以概括的，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讽喻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

    我们可以窥见白居易创作的浩瀚和他有趣的灵魂——“诗魔”之称是指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中的疯魔状态，但后人又何尝不可以把它理解为白居易是诗歌的魔术师？正因如此，白居易的诗歌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有，其声名还远播吐蕃、朝鲜、日本等地。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以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诗歌的影响。

    有趣的是，在白居易年老淡出唐朝文坛之际，当时执大唐诗坛牛耳的诗人姚合步白居易的后尘当了几年杭州刺史。姚合是个有趣的人，他比白居易小7岁，做官和写诗都显得三心二意。他在诗中说“方拙天然性，为官是事疏”，又说“到官无别事，种得满庭莎”……他的人生是闲逸的，这与白居易的某些想法一致，像他的这首诗：“微官如马足，只是在泥尘。到处贫随我，终年老趁人。簿书销眼力，杯酒耗心神。早作归休计，深居养此身。”

    晚年的姚合编了本唐人诗集，取名为《极玄集》，选取的诗人非常有特色，有王维、祖咏、李端、卢纶、司空曙、钱起、郎士元、严维、刘长卿、戴叔纶等21人近百首诗，其中没有我们所熟悉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也没有说到唐诗必然提起的孟郊、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在姚合的视野里，这些名家大概是不够“极玄”标准的。

    姚合之后，白居易的忘年之交李播出任杭州刺史，白居易已经是74岁的老者，也是在这一年以刑部尚书的官衔致仕。白居易过世时，李播还在杭州刺史任上。当时钱塘江江潮泛滥，周边百姓深受其害，李播带人修筑了钱塘江堤。这也是唐代诗人到杭州任职时的一个传统，他们关注民生，能做实事。

    白居易的晚年写过一首不那么有名，但其实是他内心真实反映的诗作《九日思杭州旧游寄周判官及诸客》：“忽忆郡南山顶上，昔时同醉是今辰。笙歌委曲声延耳，金翠动摇光照身。风景不随宫相去，欢娱应逐使君新。江山宾客皆如旧，唯是当筵换主人。”

    （作者系《杭州日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