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这是苏洵的名句，出自他的压卷之作《九日和韩魏公》。其沉沦下僚、有望无位的失意苦闷浸染在文字里，让无数迁客骚人与之共鸣。那郁积已久却又挥之不去的壮心，只有在偶尔的醉意中才涌上心头。但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眼已是须发皆雪，不甘又无奈的暮年之叹几乎让一部古代文学史哀怨深沉。此时的苏洵，早已过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颓然间借权贵之酒一浇胸中块垒，所咏之伤写尽千古失意文人的情怀。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苏洵的积极仕进，换来了“王佐才”“帝王师”之美誉，于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余年皆耗于白首穷经的学术工作。面对韩魏公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苏洵的不平之意显得深沉又苍白。萧萧华发，金罍闪闪，官卑位低的老迈与权倾朝野的畅达再次相遇，老泉先生情何以堪。文名再高，官不显位不赫，依然不是世俗主流价值中的“达官”，宦海沉浮，不过是江海寄此生。

    苏洵的苦闷在今人看来可为笑谈。“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其子苏轼、苏辙风华盖世，苏洵此生可谓足矣——所伤何有？所伤何必？

    古贤有言：“白发消穷达，青山傲古今。”其实许多文人，白发萧萧之时也看不透“穷达”二字，苏洵便是如此。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唯有青山依旧，然而又有几人能豁达如此？只怕这两句也是失意文人的慰藉之语，壮心犹存，无力回天，聊作消解罢了。

    身居高位才能济苍生、安社稷？未必。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文正公的情怀堪称范本。写《岳阳楼记》时，范仲淹已是贤臣名将，其忧乐观中不乏个人价值的彰显，又似在劝勉滕子京——谪守低位同样可以安生济民。为官一任，不分大小，皆可造福一方，如此一想，便可穷达无忧矣。

    在许多人看来，穷与达的分界就在权位的大小高下。个人到达的权位高度标志着封建仕子的价值高度，学问的大小反而被排挤在评价标准之外。其实，在强势的帝王面前，仕子都是为王权服务的棋子，摆在哪里往往是个偶然。

    学问之高如苏洵，以此世俗标准来看，仍是一颗被冷落的棋子。尽管编著了《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仍是棋盘外的弃子。还好，文化会收纳他，给他一个应有的位置。他“穷”在权位的棋盘里，“达”在文化的大棋盘中。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那些真有“济天下”抱负的仕人，多为达官显宦。一个“兼”字已经暗示，仕人首先追求的是个人之“达”，济天下则在其次。因此，古往今来，文人的壮志未酬之愤，往往是官位不显的“曲笔式”呐喊罢了。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监利县朱河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