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校已经计划到悉尼去办学。”近日在河南郑州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上，上海一位高校校长的话让与会者颇感振奋，在强劲的国外优质教育资源输入势头中，已经有中国高校在谋划“输出”。

据最新统计，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在校生规模为46万人，约占高等教育3700万在学规模的1.2%。占比虽不高，但地位却非同寻常。用中国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的话说，它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增长极”。

这种增长极，既指规模，也指内涵。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从现在的40%提高到2020年的50%，迈过普及化门槛，这个空间有一部分留给中外合作办学。从内涵来说，中外合作办学也被承载了推动国内高等教育改革“鲇鱼”的角色。

近几年，不少家长和学生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趋之若鹜，也的确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发展新动能。但接下来，中外合作办学的路该怎么走？

布局是否合理？避免“一窝蜂”

当下备受高校关注的第四轮学科评估中，首次将中外合作办学纳入学科评估指标体系。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其实，专门针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评估早已开展。据教育部学位中心主任王立生透露，教育部学位中心从2010年起先后对中外合作办学开展了5次评估，评估增强了办学单位规范管理、依法办学的意识，推动优质资源引进，提升比例达10%—20%，但也发现了中外合作办学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学科重复问题突出，部分专业设置缺乏长远规划；优质教育资源总体水平有待提高。

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与评估结果一致。在学科专业布局方面，工学项目占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总数的36.8%，管理学项目占25.9%，两者高达62.7%，而农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办学相对较少，三者仅占3.7%。在层次结构布局上，博士学位教育项目较少。

“中外合作办学要加强顶层设计，这种设计的顺序应该是从政府到学校，再到机构和项目，不能逆向，否则就会导致盲目性，如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会出现‘一窝蜂’现象。”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辉认为，中外合作办学现在进入“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当前顶层设计要破解3个难题，而这3个难题都是“强调多年，至今还必须反复强调的”：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界限、中外合作办学的公益性、中外合作办学的布局。

当下，中外合作办学水准的差异还比较大。亦有学者提醒，有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规范性不够，在内部管理上，缺乏质量监督机制，对各国教育体系缺乏了解，仅仅局限于课程嫁接，很难建立符合双方实际的质量标准。

最近，中办、国办出台《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全面指导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纲领性文件。该《意见》提出，要增强服务中心工作能力，自觉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

而现实的挑战是，中外合作办学发展不均衡，地区之间存在差异，比如，尚有3个西部省份没有本科以上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最显著的不均衡是中外合作办学间的不平衡，大多是我们依靠发达国家的先进资源，呈现不均衡性。2011年成立的老挝苏州大学，是我国在海外创建的第一所高等学府，此外，厦门大学赴马来西亚办分校，也引起高度关注，其他高校的境外办学则以项目模式为主。

“中外合作办学除了讲求办学效益、经济效益，还要强调发展效益，我们应该逐步提升自身面向国际教育的供给能力，特别是在输出上有所作为。”上海大学副校长龚思怡认为，该校已有悉尼工商学院、巴黎国际时装艺术专修学院、中欧工程技术学院、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4所中外合作办学的二级学院。接下来，学校计划到悉尼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