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之趣

    吴冠中水墨画《双燕》中，双飞的燕子低掠过黑色线条画就的屋檐，屋檐下白墙垂挂下来，倒映在明镜般的水面上。《双燕》的主体是江南水乡黑白世界的想象，黑色的门窗、黑色的飞檐，点缀在大片的白墙上，宁静的空间和飞动的燕子，组成了吴冠中魂牵梦绕的故乡场景。《双燕》完成于1981年的一次江南偶遇，在此前一年完成的素描写生《宁波水乡》（1980）中，与《双燕》中类似的建筑图案占据了整幅绘画的一半，另一半则是勾满了水波纹的村镇水道，倒映在水中的垂柳也变成无数弯曲的线，犹如梦幻中飞旋的印象。如果说白居易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为我们留下了古典江南色彩旖旎的想象形式的话，那么吴冠中的江南黑白则以素雅之美重构了我们今天对江南的记忆。江南在吴冠中心中是对故乡的依恋；对普通人而言，江南是平铺的黑白，是宣纸上的墨色点染，是无限的美好在心中升腾飞旋。

    这就是大学美育“文心涵濡”所追求的文心之趣，它将一切审美体验转换为情感符号，符号的具象或抽象映射着人们的现实时空。文心所求第一者当然为真，审美是对世界的认知形式，对真理的追求是美育永恒的主题；文心所求第二者自然为善，艺术的道德维度是艺术之为艺术的现实根基，它永远要发现人心深处的良善所在，将道德律令视为天然职责。然而美育之为美育的根本还当在“趣”，在对艺术感性形式的直觉体验中，品味生命与世界本身的况味，如王一川先生所说：“人生在世，应当善于从文心的激荡中体会身心的愉快和满足，从而直接或间接地领略人生的丰厚滋味。”这文心之趣，在艺术家那里是发现的趣味、创作的趣味。所谓创作的趣味未见得是一种愉悦的经历，很可能还是个体感受的甘苦，犹如吴冠中自己对绘事的感悟。而对欣赏者来说，这人生之趣，就是对美的世界的直觉体验，是对自我内心深处一直潜藏的“文心”的再发现，如南朝刘勰所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

    大学美育就是这样一场以文绘心的旅行，它以潜移默化的形式进入人的内心，濡染人的身体与精神。一边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与美的世界相邂逅的经历，另一边则是现实世界在我们的内心刻下它的多重印记。这种生命与世界的双向体验过程，就是重构人们心灵的过程。辛弃疾晚年所作《贺新郎·甚矣吾衰矣》中有一名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词人本是写平生交游至晚年清苦，寥落心境交织着孤寂狂傲，“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却在无意中点破了美的世界和人心之间的关系：既然我眼中的青山是如此秀丽美好，那么青山眼中的我也应如是吧！这是辛弃疾对美的猜测，蕴藉着他晚年的生命感悟。词人的身体在青山中游走，青山的形象纷至沓来，进入词人的内心，两者的相遇共构一场文心的盛会。

    《论语·子罕》中有一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对于这段话，史学家钱穆解释说，“年逝不停，如川流之长往。”钱穆以为孔子此言可能是他晚年所讲，“身不用，道不行，岁月如流，迟暮伤逝，盖伤道也”。孔子与河水相遇，看到水流如斯，不舍昼夜，感慨岁月流逝，而自己的政治理想并没有实现，一切如水一般，无可奈何，充满了对世事的感伤。这是一种解法。还有一种解法是，时间如流水一般飞逝，天运不已，水流不息，物生不穷，昼夜往复，往过无息。君子当以此法之，自强不息。这就是《周易》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的感慨中，还有一种积极奋进的价值取向。水之浩荡，宇宙之无穷，尽管让人感到自己的渺小，却也可以激荡人的心胸，让人以开阔的胸襟去应对世事变迁。大学美育中文心与世界的相遇，不仅要激发出人与世界美好的一面，还要激荡人的精神追求，让人有勇气有信心面对世界变迁。

    涵濡心灵

    大学美育“文心涵濡”的目的还在于通过审美和信仰的交融，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价值信念。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在给即将参加高考的妹妹孙兰香的信中写道：“我感到，人的一生总应有个觉悟时期（当然也有人终生不悟）。但这个觉悟时期的早晚，对我们的一生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应该做什么人，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在黄原揽工的孙少平尽管遍体鳞伤，却依然没有放弃人生理想，他会自嘲自己的“苦难哲学”，却始终坚守这个哲学。读完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后，他情不自禁地在田晓霞面前吟诵书中的那首古歌：“有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爱耐塞，有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爱耐塞。有没有比你更深重的苦难，爱耐塞，有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爱耐塞。”河流、土地的宽阔亲切还有苦难的深重，养育的是人的自由意志；从成长的空间到成长中的人，是内在心灵支撑着个体对精神自由的渴望。大学美育就是要在现代世界中，以涵濡的方式滋养人的内在精神，培养人的生命韧性。

    王一川先生以为中国审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重构当代中国人的心灵世界，美育的“文心涵濡”就是实现这场心灵之旅的重要方式。所谓以文绘心就是通过对感性形象的体验激发健全人格的养成，形成一种内在精神的充实之美。这“充实”之美来自《孟子·尽心下》中的观点：“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著名批评家李长之以为孟子此言极好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健全审美人格的内涵，其代表人物就是孔子。孔子深深沉浸于一种审美的生活中，他喜欢音乐，在齐闻《韶》乐可以三月不知肉味；他熟悉音乐，对音乐的演奏过程有着真切深刻的体悟；他陶醉于音乐，当别人唱得好听时，他可以和人一起再唱一遍；他热爱音乐，甚至把自己的生命理想想象为一个充满音乐的世界。著名的《侍坐篇》中，孔子说他赞同曾点“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志向，与好友一起在沂水沐浴，在舞雩台感受春风拂面，在歌声中与好友携手而还的生活，就是他的理想。这理想是高度诗意化的、艺术化的、审美化的；这就是人格充实之美的生活形式。李长之以为孔子一生经历坎坷，但这经历却孕育了一种伟大的人格，“一个人的性格的完成就像一件伟大的艺术品的完成一样，是几经奋斗，几经失败，最后才终底于成的。孔子以一个古典精神的大师，其最后成就者如此其崇高完美，是无足怪的”。

    大学美育的“文心涵濡”就是要在对人心灵的塑造中，成就人的艺术化的人格精神和现实生活，如蔡元培1927年在总结推行大学美育的初衷时所说：“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知识，而普及于社会。”培养专门人才是现代教育的基本目标，但大学美育要超越这种专门性，它要“普及于社会”，将人格塑造视为教育的最终完成。在蔡元培看来，所谓人格，就是人之为人的基本价值；人格也并非个体的简单构成，而是“吾人在社会中之品格”。对于此，王一川先生以为，现代人的艺术人格应有如下特征：面对外来文化，应该胸襟开阔，兼容并包；面对古典传统，应当吸收传承，激活其中的积极价值；面对世界，应当差异中寻求和谐相处，倡导美美与共；面对自我，应当返璞归真，自然真切。如此，大学美育所追求的人格的健全，方构成完整的层次结构。

    百年前，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以期成就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人格，“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百年来，以蔡元培为代表的诸多学人点燃的这场美育薪火正转变为历史的进程。王一川先生以为中国现代审美心灵应当是一种包容自强的艺术心灵，它赓续古典审美心灵的开放自信，立足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向世界，海纳百川，和而不同；这正是大学美育“人文涵濡”观在当下中国的价值所在。这种对人心的锤炼史，就是民族之心的养成史，是中华民族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中能够自强自信的根基之一。

    （作者单位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