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近日，浙江省教育厅等14个部门印发了《浙江省中小学生减负工作实施方案》。这个被民间简称为“减负40条”的地方政策，自公开征求意见起，就引起教育界乃至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

中小学减负向来是个“槽点”满满的话题。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如果过于宽泛，或被埋怨没有力度、没有创见；如果过于细致，又被诘责管得太宽、一厢情愿。事实上，不少省份的新一轮减负政策，大多遭遇到了各种“爱之深责之切”的舆情烦恼。

去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在答记者问时亦直言：从1951年到2017年国家围绕中小学学生的减负出台过几十份文件。但恰如古诗所云：“一山放过一山拦。”几十年喊“减负”，有些地方孩子们的书包越喊越沉，课外负担越喊越重，睡眠和休息的时间越喊越少。

相比之下，浙江版的“减负40条”有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思路明确。比如“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和过于功利化的教育观，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教育质量观和人才培养观”等，指向的是浙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大愿景。

二是共识清晰。浙江强调，减负不是简单地缩短在校时间、减少作业量、降低课业难度，而是要把校内外不合规、不合理、不科学的过重学业负担减下来。说明浙江的“减负40条”并不是个一刀切的拍脑袋决策，而是遵循教育教学规律、辩证增减学业负担的统筹安排。

三是操作有度。“标本兼治”“各方协同”“突出重点”，强调的是长效和系统思维，强化的是效能和价值导向。至于最受关注的“40条”重点举措，基本彰显的还是可操作、更务实的立法初心，不打马虎眼、不玩虚的，让每一家“责任单位”都能明晰具体权责关系。

减负是个系统工程。学生学业负担重的病症，是学校、家庭、社会等主体多种因素交叉感染的结果。在过重学业负担的背后，是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等观念的根深蒂固，是升学观、就业观、录用观的扭曲及社会压力、家长焦虑的击鼓传花。

客观地说，浙江版“减负40条”总是想多走一步、先行一步，因此有些具体的细则难免看起来“大胆一些”，也烙印着浙江在经济社会领域深改的特质和脾性。正因为如此，面对这样的真减负，社会当多些包容与理解；而利益相关者或围观者，也应平心静气地读懂其间的暖与爱，群策群力、同心协力，把浙江的中小学生减负工作更有力地推进下去。

当然，徒法难以自行。更何况在减负这件事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神仙版本”。家长有家长的想法、学校有学校的诉求、机构有机构的利益……在立德树人的最大公约数之下，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把“减负40条”理解好、传达好、落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