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分是由于所谓的左右之争。其实他极不喜欢“新左派”的标签，因为他觉得“新左派”这个说法本来就不对。“所谓‘新左派’知识分子在理论上也汲取了大量的自由主义元素，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有偏左和偏右的差异。”他说。

    他说自己藐视这样的批评：“一些文章如果拿掉左派右派的字眼，再拿掉骂人的话，就不剩下什么了。那些先给对方安一个名号，再对这个名号加以攻击的批评，是垃圾。”

    随着争论加剧，一些言论开始超出学术批判和思想争论的范围，甚至演变为人身攻击。那几年，汪晖先后遭遇长江《读书》奖事件（2000年）、《读书》换帅风波（2007年）、博士论文“抄袭”事件（2010年），几乎每一次都不是单纯的学术事件。

    他并不后悔卷入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他说：“每一次攻击都包含了阴暗的情绪和人事因素，但如此持久和大规模的攻击，也证明你触到了真实的问题，触动了某些敏感的神经，否则就不会有这么庞大的势力被动员起来围剿一个无权无势的学者。”

    即便已经成了“当代中国遭受攻击最多的人”，他依然表示，对自己的研究充满自信和坚持，“做学者，是要用研究成果说话的。只有这样，你才能更强大。”——简单得近乎一名屡遭打击的大学生在给自己发誓。

    在《读书》开拓思想空间

    如果人们了解他17岁时的一件事，大概不会认为汪晖是一个容易容纳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1977年，汪晖填报高考志愿时，父母鉴于他们在“文革”中的经历，不让汪晖报文科。汪晖最初顺从，但在最后一刻，他自作主张将理科改成了文科。

    事实上，具体到学术争论上，汪晖有自己的一套原则。对充斥着左右派别之争的批评，他保持着距离。然而对真正的学术讨论，他却十分在乎，“对此我一向不拒绝并且欢迎”。

    “面对复杂的社会图景，认识的分化是必然的，争论也是必然的，人的认知有左右之分，也是很正常的。但我不大喜欢简单地用派别的观点来对待争论。分歧最好在具体的问题上展开，一旦简化为派别，就往往是在争输赢，不是在讨论问题了。”汪晖说。

    汪晖在他主持下的《读书》贯彻了这一理念。1996年，汪晖接受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的邀请，成为《读书》杂志的执行主编。创刊于改革开放初期的《读书》，长期定位于文学和人文类刊物，汪晖担任主编后，认为在中国发生巨大转型的时候，“让人文社科的知识分子参与公共讨论非常有必要，要共议中国正在面临的严峻问题”。

    汪晖决定把《读书》改造成为一个思想和话题讨论的公共平台。从1996年至2007年《读书》换帅，杂志讨论了一系列话题。有人做过不完全统计，那10年中，《读书》涉及的现实话题包括住房改革、户籍改革、政府机构改革、民工潮、农村制度以及乡镇企业发展等。其中，由《读书》率先发起的“三农”问题大讨论，后来被称为第一次为全球化时代中的数亿中国农民的利益发声，并推动了国家政策的调整。

    这是汪晖乐意看到的结果。他说：“知识分子的批评性讨论，能够影响中国政策的变化，这是民主空间扩张的必要步骤。”

    只是，由于很快成了“新左派的领军人物”，汪晖主持期间的《读书》始终处于“新左派大本营”的争议中。很多人批评《读书》压制其他声音，刻意宣扬“新左派”的观点。

    汪晖给予了回击。他列出了一份长长的名单，这些给《读书》写稿的作者中，包含了各个派别。他曾这样解释他主持下的《读书》：“我们要创建的是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在知识界已经分化的当下，面对中国的现实图景，我们希望参与者广泛地讨论，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

    他直言自己对知识界的不满：“有人出现了新的思想封闭症，不承认自己的迷茫，总想拿自己的常识当绝对真理。有些知识分子不愿意面对问题，总是将矛头对准展开讨论的思想平台。在我看来，扼杀思想空间和拒绝反思是危险的。”

    2001年的高默波事件，恰恰击碎了汪晖的这个心愿。当年1月号的《读书》发表美国学者高默波的文章《书写历史：〈高家村〉》，提到老家农民对于“文革”的看法不同于中国的精英阶层。在汪晖看来，高默波的作品是仅见的从农村角度研究“文革”的著作，“他丝毫没有回避那个时代的悲剧，我们只是希望通过发表这样的文章引发进一步的讨论。”然而文章引发一些学者的强烈反对，有人指控他们要为“文革”翻案。不久，《读书》被要求不再发表和“文革”有关的文章。

    “这些人不是就事论事地讨论，而是将矛头对准发表文章的思想空间。他们如愿以偿了，我们不再能够继续这样的讨论了。”那一次，汪晖流露出少有的伤感。

    中国思想

    汪晖有着自己的本职工作。自2002年受聘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以来，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清华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他的主持下，清华大学成立了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并由他全面负责。

    在国内成立人文社科类的高等研究所，是汪晖的一个心愿。在多年的游学经历中，各国的高等研究所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汪晖曾在此类机构中最具代表性的柏林高等研究院担任过一年的研究员。他和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研究领域的人文学者组成小组，在讨论中，他们发现笼罩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的基本模式是民族范式。经济学是国民经济学、政治学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学、历史学是国别历史学、语言学是民族语言学……他们形成共识，这样的研究范式应该得到改变。

    来自不同学科、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在同一个空间中进行研究和交流，思维的碰撞，定式的超越，让汪晖兴奋不已。

    从本质上来说，汪晖是一个纯粹的思想者。2007年，当突遭《读书》解聘，面对得失之问，他的回答是：终于可以专心回书房做研究了。

    他以思想为最大的乐事。让思想突破思想的束缚，达到更广阔的天地，对思想者来说，没有比这更振奋的目标。

    因此，他宁可逆主流而动，以致被贴上“新左派”的标签；因此，他在骂名中建设《读书》的思想平台；因此，他力主在清华成立人文社科高等研究所。

    他在为自己、也在为别人，拓展思想的空间，培育思想碰撞的土壤。这样的努力，即便反对他思想的人，都会肯定。当他从《读书》离职，一些自由主义学者担忧“也许知识界即将失去一个发言和论证的平台”。

    而在汪晖的思想世界里，“中国思想”占有极为突出的位置。互联网上至今流传着找不到原始出处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的一段话：“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他们提不出引领时代的思想，他们改革以来使用的思想观念甚至思维方式都是西方的。”尽管无法确定这段话是否出自撒切尔，但它确实戳到了中国知识界的痛处。

    从这个角度上说，汪晖与哈贝马斯一起获奖，极具象征意义。他的影响力恰恰来自对“撒切尔名言”的回答。作为一名人文领域的思想者，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汪晖试图超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思想体系，从中国的历史和现代出发，为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种种问题提供富有东方特色的思想解释。德国《时代周报》如此形容：“他殷切期盼，在他的祖国能发展出一脉独立的现代思想，同西方启蒙主义分庭抗礼。”

    2004年，汪晖出版《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这部耗费他10年心血的著作，从多重方面分析了宋代至民国初期的中国思想史，构成宏大的思想图景，提供了关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的现代”，以及中国思想的现代意义的历史理解。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评审报告称：“汪晖所致力的是形成属于自己的宏大叙述，这个叙述对建立在传统与现代、思想与实践、上层建筑与基础构造等二元论之上的传统史学构成了挑战。”

    超越人类既有的思维，超越意识形态对思维潜移默化的控制，超越西方理论对世界的描述。在骨子里，汪晖就像当年的鲁迅，在没有确凿之前，永远存在“疑”。  

    犹如鲁迅对于“伪士”的批判曾给汪晖带来的极大震动那样：宁愿相信迷信，因为迷信是想象力的源泉，也不愿相信那些自以为得潮流之先的“伪士”的蛊惑。

    只能理解为巧合。就在汪晖即将启程奔赴威尼斯之时，10月13日，新华社发表英文评论，呼吁世界考虑“去美国化”，引发世界舆论的轩然大波。

    当全球化已经影响到人类社会的细枝末节，当西方传统理论已无力对充满纷争的世界作出解释，当全世界都在试图为中国的巨大变化找出理论答案，人们或许可以迫不及待地宣布传统理论已死，但最需要的，则是理论的新生。

    如汪晖自己所言：“中国是一个独特的、伟大的文明国家，有着自身的文化和学术传统。尽管中国的社会科学还不那么发达，但社会实践却是极为丰富的。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巨变提供出创造性的解释，那么，这不仅是对中国研究的贡献，更是对整个人类知识的贡献。”

    可以想见，汪晖还会经历很多的争议，但更可以想见，他会遵循心中的坚持，一直走下去。

    毕竟，对思想者来说，思想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