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世界性难题的中德智慧

首页 > 教育新闻 > 教育杂谈/2013-11-22 / 加入收藏 / 阅读 [打印]

    数据显示,在2010年,每1000位25岁至34岁德国公民中博士数量为2.7,而欧盟平均水平为1.5。CFP供图

    近日,以“学位制度及研究生教育改革对高校的挑战”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德高等教育论坛在西南大学召开。该论坛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德国高校教学研究会和德国高等教育研究会联合主办,西南大学承办,来自中国和德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学者围绕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世界性问题,也是世界性难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应强教授在论坛上如此表示。

    用文化的力量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观念的自觉性

    “高等教育质量实践中的种种偏差已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必须重视质量文化建设。”张应强认为,现实的高等教育质量实践提出了建设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现实要求,需要用文化的力量影响社会系统和高等教育系统,从而提高全社会高等教育质量观念的自觉性。无独有偶,德国波茨坦大学教学研究室主任富曼教授也表示,德国高校正经历着从项目性的质量控制向制度性的质量文化的转变。

    富曼指出,传统的质量评价和保障体系,例如项目认证,其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太高,而且因为专业代表的鉴定而导致其评价不够全面,特别是指标与决定缺乏说服力。因此,提高质量需要方法创新,而系统认证开始登上高等教育舞台。波茨坦大学的经验表明,积极的系统认证可确保高校在教学领域的质量保障体系合格,达到培养目标,并保障专业质量标准,特别是有助于打造一种质量文化,而这种质量文化在高校中被普遍转化为一种质量意识。

    “高等教育质量文化是社会质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质量文化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表现。因此,建立高等教育质量文化需要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用人单位、高校和学生及其家庭等形成质量文化共识。”张应强表示,近年来,中国媒体不断曝光的大学事件,如豪华校门、观光电梯、科研经费入私囊、教师为评职称而互殴和教授挂名独立董事拿高额工资、走穴讲学等,表明“名”和“利”主宰了大学,征服了大学。因此,张应强建议,重塑大学形象、打造学校品牌是建设高等教育质量文化的必由之路。

    教师能力提升需要建立与教学同步的进修体系

    “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高校教学从业者的要求,到世界各国高校教师发展的研究和实践,都表明大学教育方式发生了从量到质的转换,而教师成为质量提升的关键。”中国海洋大学高教研究与评估中心主任宋文红教授在“高校教师专业发展”议题上如此表示。她指出,面临高等教育大众化、信息化、国际化的挑战,高校教师专业化迫在眉睫。

    据了解,在德国,每所高校均有机会参与针对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所提供的服务与咨询,并且80%至90%的高校拥有自己的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机构或者与其他高校以网络的形式展开合作。德国高校教学研究会前会长、多特蒙德理工大学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前主任威尔特教授表示,过半的德国青年学术人员参与高校教师教学能力的进修,并给予较好甚至很好的评价,而且即使兼职教师或教授也以不同形式参加高校教师教学能力的进修。作为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专家,威尔特认为,教师角色正在发生演变,以前教师仅仅起到展示和指导作用,但现在其不但要指导学习,还要扮演咨询者。威尔特强调,“这涉及教学十八般武艺的扩展”。

    德国高校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德国下萨克森州高校教师专业发展中心主任马科斯教授结合布伦瑞克理工大学的“为理工大学而教”项目为高校教师如何实现教学创新支招。她表示,“为理工大学而教”项目遵循同伴交流的理念,如团队教学、听课、同伴互助等形式,以取代之前根深蒂固的单打独斗的教学模式,其核心要素是多层级的培训项目,使教师逐渐进入培训者角色,以便使他们能够在相关学科中同伴之间交流各自的经验。德国汉堡大学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中心研究员特魏因则表示,要想助力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并提升高校教学胜任力,就需要强化教、学和信念,传授教学策略并反思。特魏因指出,在高校教师教学能力进修课程中,必须把以前和未来的教学实践纳入进来,并且保证建立与教学同步的进修体系。

    “让教师及教学发展更为专业化,需要业内认同的专业领域定义和工作范围,还需要专门的理论基础,知识体系和专业能力。”宋文红表示,当然这也离不开从业者的培训和认证专业协会以及从业者的专业自主性和道德规范等。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需要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

    作为本届论坛的重要议题,博士生教育改革成为与会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德国高等教育研究会第一会长比罗·施拉姆教授说:“德国的博士生比例高达19%,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在2010年,每1000位25岁至34岁德国公民中博士数量为2.7,而欧盟平均水平为1.5。比罗·施拉姆表示,博洛尼亚进程中的德国博士生教育经验显示,博士生教育改革必须考虑3个问题,分别为数量的增长与精英的筛选、准入路径与录取和硕士学位的意义。

    “中国仍然面临创新力国际竞争力不足和高等教育优质资源不足的局面。”本届论坛东道主、西南大学副校长崔延强教授指出,为此,高等教育需要完善以提高创新能力为目标的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并建立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易连云教授则强调,当前在研究生培养模式中,各学校更多地注重学术技能的训练与学术水平的提高,但是研究生政治素质与观念培养方面显得不足。因此应该加强研究生在学术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培养,强化研究生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学术规范意识与学术道德操守。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陈洪捷教授认为,博士生培养面临转型,表现为传统的学术性学科所占比重逐步下降(如理学、历史),而应用性学科比重在增加(如法律、管理、文学)。因此,陈洪捷建议,各个学科加强学术训练,提高基本学术素质与能力,加强一般性职业能力培养,引入专业型博士培养模式,例如工程博士、教育博士等。对此,崔延强也指出,提高博士生教育质量需要支持校所、校企联合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平台,完善校所、校企协同创新和联合培养机制,培养和造就科技创新和工程技术领域领军人才。

    在论坛闭幕时,中德代表一致认为,就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高校教师专业发展以及学位制度改革,中德对话亟待从理论落实到实践,并需携手共同破解世界性难题。而且,正如马赛副总领事代表德国联邦政府在致辞中所言,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业已成为外交政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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