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我认为学术腐败这个词用得并不准确，因为腐败这一定义主要是针对公职人员的，也就是对握有公共权力的行为主体才能谈得上腐败。因此类似剽窃、抄袭、伪造科研数据等行为，实际上就是学术不端（misconduct）行为，这是学术界自身的一种不良风气。在目前研究资料和文献信息化程度非常高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科研从业者可以搜索和阅读英文文献，对于本领域国际最新研究也可以不断追踪，剽窃和抄袭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只要在职称评定等过程中严格审查，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必要的处罚，就可以将其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上。从我自身在高校工作的体验来看，现在通过抄袭和剽窃来获得成功已经不太可能了，年轻的研究者只能靠不断提高自身研究能力，跟进国际研究前沿，掌握更为多样和复杂的研究方法，才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取得好的成绩。

    记者：高校里被查处的领导干部很多，在高校里，如何监督“一把手”？

    李辉：对于“一把手”的监督，在任何领域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对“一把手”进行监督，主要问题是监督主体不明确，即在中国目前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情况下，由谁来监督“一把手”的问题。虽然已经有许多现成的监督组织，但是上级纪委的监督太远，同级纪委监督太软，事后的司法监督太晚。在目前的体制下，要防止“一把手”独断专行滥用权力，只能是对其决策权进行一定的限制。对高校而言，要发挥高校派驻纪检机构的监督作用，同时要在决策权的民主化和集体化上做文章，现在许多高校成立了由专家和教授组成的专门委员会，由委员会行使集体决策权，这可以部分克服一把手滥用权力的现象。

    观点集萃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

    重在改造产生腐败的“土壤”

    大学腐败和社会腐败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大家心目当中，大学是特别神圣的，不应该出现腐败行为，一旦发现，对公众打击比较大。大学腐败表面看似乎是因为缺乏监督，往深层次看，社会各个环节的运行，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监督身上，而是要创造不容易产生腐败的土壤，土壤改造了，就长不出腐败的果子来。拿医患关系来举例，医患矛盾突出是因为优质医疗资源太少了，是资源供给不足带来的必然结果。教育也是这个问题，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让公众不满意。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权力不受监督就容易滥用

    近年来，我国开始推进落实和扩大学校的自主权，包括试点高校自主招生，这一改革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落实学校自主权过程中，原有的高校治理结构并没有打破，依旧实行行政治理，这种半吊子改革，为贪腐制造了空间。在高度市场化的今天，高校也不是世外桃源，凡是存在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的地方，都会存在滥用的可能性，像评审权、基建招标权、招生权，这些权利本身和其他权利一样，如果权利之间没有分割制约，很容易滥用。比如现在提倡的教授治校、教授治学，教授有了治校的权利，他也可能腐败。高校去行政化有利于解决部分腐败问题，但不是解决高校所有腐败问题的灵丹妙药。如果把招生制度比作一个木桶的话，现在要寻找的就是有没有短板，要把这个短板补齐。

    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李培根：

    提高教师工资收入有助反腐

    大学自治很重要，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大学腐败的根源不在大学自治，而应在社会，高校腐败是社会上的腐败程度在大学里的一种反映。除此之外，大学腐败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教师工资过低。正规的国家规定的工资收入太低，太低就要有其他方面的补贴，有一些人意志不坚定，想其他的想过头了，就走上了腐败道路。我觉得遏制高校腐败要两方面同时并举，一方面大幅度地提高教师的工资收入，另外一方面严格控制工资外的收入。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增科：

    加强权力制衡和信息公开

    治理高校腐败，应该从三个方面来努力：一是加强高校外部监管与审计。在我国，高校系统、政府和大型集团企业都有审计职能部门和严格的内控制度。频发的高校腐败事件说明只靠内控是不可取的，要加强政府监管，增强外部审计。二是高校各部门的权力制衡。通过完善教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以及大学理事会等机构的设置，发挥它们在学校重大战略、教育事务与学术事务等方面对行政权力的制衡，避免校长负责制这样的“绝对权力”的产生。三是建立高校信息公开制度。将学校的信息及时、准确地向学校师生员工或社会公布。在学校信息公开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公正民主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