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升初”新政要求民办学校以测评、面试代替考试，这对拥有招生自主权的民办学校而言，喜忧参半。临近“小升初”，各地的“路线图”、“时间表”纷纷出台，对面试、测评具体形式做出规定。

    ■不再“以考定论”，教育部门想把小学生从“小升初”战争中解脱出来，但在现实中没有标准答案如何看出学生的水平与能力？缺少了可以量化的考试“硬杠杠”，推优标准如何保证科学公正？

    ■面试、评测的公平性，涉及学生评价的机制与评价主体的专业道德问题。这就需要在完整设计有关学生面试、能力测评中，从目标定位、程序运行到具体内容，都要公开、透明。

    ■本报记者 刘博智 刘磊 史望颖 通讯员 冯丽

    2014年1月，教育部相继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国19个重点大城市今年制订完善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方案。方案中一条引人注目的内容，是教育部对民办学校招考的规定，“民办学校可以根据办学特色与需要自主、合理设置招生范围，可以采取能力测评、面试等方式，选择符合学校办学特色的适龄儿童”。

    作为公办教育的重要补充，民办学校承担着为社会提供选择性优质资源的重任，在很多地方，“要择校、找民校”是家长们的共识。“小升初”新政要求民办学校以测评、面试代替考试，这对拥有招生自主权的民办学校而言，喜忧参半。临近“小升初”，各地的“路线图”、“时间表”纷纷出台，对面试、测评具体形式做出规定，对此，记者在成都、广州、西安等地进行了采访。

     免考了，综合素质测评怎么搞？

    五月来临，一场特殊的小升初“考试”在成都举行。只不过和以往相比，原本考场上的“老对手”——奥数、英语、学科考试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综合素质测评。

    “儿子，题目难不难？”5月1日中午12:15分，铃声响起，参加成都市嘉祥外国语学校综合素质评价的孩子们，陆陆续续从教学楼走出来。等候已久的家长们早已在教学楼出口守候，来自宜宾市翠屏区的王女士一看到孩子，就焦急地询问儿子测试的情况。

    “我觉得不难，不过很多题目都是书上没有的内容，有些题目挺有趣的。”王女士的儿子告诉记者，嘉祥外国语学校的评价主要以纸质答卷的方式进行，题目类型比较灵活，内容也不仅仅局限于教材。而他印象最深的一道题目就是“看到麦当劳的标志，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这道选择题的答案有“味道”、“厨房”、“汉堡”等。嘉祥外国语学校副校长颜捷妤介绍说，学校这次在素质评价中，更加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还特别加入“关于麦当劳标志”这类能够反映学生心理的测试题目。

    今年是成都小升初新政实行的第一年，据介绍，各民办学校摒弃了以往以学科知识为主要考查内容的做法，更看重学生的综合能力，在测试内容上有很大变化，除了常用的计算能力、阅读能力测试外，还涵盖了时事政治、安全救护常识、心理健康知识等内容，更加全面地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且，综合素质评价等级也将不作为学校录取学生的唯一依据。

    以测评代替考试，侧重综合发展能力的评价，淡化纯知识记忆性评价。成都的尝试在全国并非孤例。相比成都测评的一锤定音，西安的改革更为全面和科学，采取“小学生六年综合素养发展过程性评价与小学生毕业综合素质养成阶段性评价相结合的素质教育综合评价”的方式进行。其中，过程性评价占总值的70%，比值为210；阶段性评价占总值的30%，比值为90。素质教育综合评价结论以A、B、C、D不同梯度层次等第呈现。

    虽然摆脱了纯知识性的束缚，但毕竟还是落在纸面上，与教育部提倡的“去考试化”选拔的大方向多少还是有些出入，和这些地方相比，宁波、福州步伐更大，完全采用面试的方式进行。其中，福州更为严苛，取消一切形式的笔试，包括往年曾在一些民办校存在的“贴纸面试”的方式都不允许，只允许面谈。

    东莞翰林实验学校初中部今年的面试虽然只是为明年取消考试探路，但是这次试水并不轻松，“面试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能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不过，对于学校来说，组织学生进行面试，意味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校长贺迎兵说。

    广州教育局一位不愿具名的相关负责人说：“一些好学校报名人数动辄就过万，这不是拍脑门说改就改的，改为面谈后，工作量可能比过去多出几倍甚至几十倍，需要耗费的人力物力可想而知。此外，面试仅仅能考察学生的反应速度和情商，难以考察智商和学习成绩，而目前中考、高考还是以应试成绩选才为主，此种矛盾不好解决。”

    然而这些技术性问题并不是挡在面试和测评面前的最大障碍。“人情难辞啊！”这是西安一所民办学校校长对记者的抱怨，在这个“民强公弱”的城市里，家长们认定，“初中不读民办，大学就读民办”。他觉得自己现在像个靶子，无数的“条子”、“关系户”都像箭一样射向自己，最近一段时间，他都不敢开手机了。

    其实，民校取消考试，也并非全国“齐步走”。

    据记者了解，广州、东莞、佛山和昆明都不约而同地将“截稿日期”定在了2015年，对此，昆明市教育局的解释是，“昆明作为边疆少数民族省份唯一的特大城市，情况复杂、矛盾多、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大家认为要考虑六年级学生及家长的诉求、民办初中的办学需要、维护社会稳定，因此采用过渡性方案。”

    不难看出，选择缓行的城市多是那些饱受择校困扰的大中型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在这里已经成为难解的“结”，过渡性方案更是深得“中庸”之真味。如果休克式的“一刀切”无法一次性根本上斩断这些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那么“利益均沾”的妥协便成了最优的方案。

    只是“丑媳妇总得见公婆”，为了适应明年“小升初”招生不允许考试的政策，东莞部分民办学校已经开始用面试形式选拔学生。往年，东莞20所高收费民办学校“小升初”考试，会分为2个周末、3天时间进行，考试形式是笔试。本着不漏掉一个的原则，一些家长带着孩子疲于奔命，今年东莞“小升初”考试只在6月28、29日两天举行。很多学校考试时间重合，大量赶考的学生被分流。

    昆明则规定：条件成熟的按照“免试入学”要求招录，条件不成熟的按照“网络报名、学校测评、双向选择”的方式招录，每个小学毕业生只能填报1至2所民办初中学校。

    免考利刃能否破除择校乱象？

    这次取消民校“小升初”考试并非突然袭击。2013年8月25日，教育部颁布了《关于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招生有关问题的意见》，规定“无论公办还是民办学校，接收适龄儿童少年入学都不得采取考试方式进行选拔”。

    自主办学的边界和底线到底在哪里？这一问题不仅在学理上，也在实践上困扰着当前的民校“小升初”。

    “《民办教育促进法》赋予的招生自主权给了民办学校一柄尚方宝剑，但是，在‘要择校、找民校’的大背景下，这柄宝剑经常会被滥用。”成都市教育局的一位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这样说并非信口开河。2011年，成都一所民办学校招800名学生，但通知1000名上线学生前来报名。“先到先报，额满为止”。在僧多粥少的卖方市场，学校也玩起了饥饿营销，少得可怜的学位换来的是起早贪黑的家长和辗转于各个辅导班的孩子。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诚然，民办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但不管怎么市场化，民生属性不能变，仍然属于义务教育范畴，这是底线。”

    在自主招生空间的庇护下，一些民办学校明显的“逾矩”行为，让教育部门下定决心对民办学校招生进行规范。首都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学院副院长王海燕解释说，“不少民办学校充分运用自主招生的权力，更多表现为单纯进行2-3学科的文化课纸笔考试，依靠所谓学科统测分数、试卷成绩等来招生。这不可避免地造成学生以及家长紧紧围绕这类考试而争相进入多个‘占坑班’，参加学科辅导或强化的辅导班等进行高强度补习，由此也让学生过重的、单纯为应对招生考试的课业负担难以缓解。”

    民校自主招生空间的膨胀在广州则呈现出另一种怪相。2003年广州的一批从名校“母体”中剥离出的民办初中，在家长中得到热捧，引发学生四处赶考。这些“名校办的民校”从性质上说，属于“国有民办”。在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看来，“国有民办”可以让这些学校左右逢源，他说：“这种学校非公非民、亦公亦民，想让学费与市场挂钩以谋取利益、以考试来抢占优质生源的时候就称自己是民办，而要求他们与公办学校完全脱钩、不再利用名校名义进行宣传的时候就强调自己与公办学校之间有着不可脱离的关系。”

    后来，为了减轻学生赶考的压力，教育部门要求民校把考试时间统一，于是便出现了“大小联盟”的联考。

    对此，王则楚认为，“民校联考”实际上是钻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关于民办学校可以自主招生的规定的空子，而事实上这些参与民校联招的学校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办学校，他们只是打着民办的幌子干着违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