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学术研究的规范，激发学者科研积极性，促进学术发展，还必须抓紧改变权力凌驾于学术之上的体制性原因，学术和学界的自主、自由才是学术共同体成员自尊、自律的前提。

    ■顾骏

    10月14日，《人民日报》刊发了针对学术不端和学风不正的评论。的确，近年来学术界不端行为时有曝光，诸如论文抄袭剽窃，学历履历造假，科研项目造假，侵吞他人学术成果，伪造或篡改数据文献，甚至蚕食、侵吞、挪用科研经费，等等。在中国论文和专利“大跃进”的背景下，种种不良现象如瘟疫般爆发，让人不只为中国的学术发展担心，更为民族的道德操守忧虑：尽管“铁肩担道义”并非学术共同体的天然职责，但承担着为人类探究世界真谛、人文价值之重任的学者，其所思、所念、所言、所行往往具有社会风尚之风向标的意义。

    举凡正常社会总有三项资源为人追求，财富、权力和声望。从事学术研究的教授专家素来被人尊敬，不是因为财富和权势，而是他们给人类共享的文明成果做出了贡献，学者头顶的道义光环来自学术成果内在的利他性质。因此，无论一个学者利用学术地位谋取不当得利，还是通过其他途径窃得社会声誉，都不仅让自己蒙羞，更会让学术的形象被玷污，道义本身也遭到亵渎。

    如果当下发生丑闻的只是个别学者，那么很容易被视为个人的操行失守，但现状是学界丑闻日渐增多，这就无法再归之于个人，必须从机构上或体制上找原因。

    从道理上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利他的学术研究能否出成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需要个人具有超越世俗的价值观，将学术本身作为人生追求，不计成败，孜孜求索，燃尽青春乃至生命，探寻真善美的真谛，“衣带渐宽终不悔”。此种矢志不渝为学术的气概不仅需要毅力，更需要价值观支撑。但学者不端行为恰恰表明，其“学术”追求只是为“稻粱谋”，学术不是目的，而是个人借以获取财富、权力和声望的手段，弄虚作假中没有学术，只有功利。可是，是什么原因导致许多学者误入将学术从目的变为手段的歧途？除了他们自身价值观混乱之外，现行的学术体制及其内含的权力凌驾学术的逻辑，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因素。

    身在体制之内，研究人员的学术兴趣必须接受“课题指南”的导引，研究精力的配置必须服从年度课题经费金额和核心刊物发表数量等刚性指标。一些“重大课题”明明是圈内人分肥的游戏，普通研究人员还得“陪太子读书”，耗费时间精力申报课题、设计项目，各类检查突如其来，成果统计重复交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技术官僚的精准规制在让学者失去自主和尊严的同时，也让学术本身失去了价值：完成研究任务只是为了捧牢教授的“饭碗”。与其说教授们将学术降格为谋生手段，毋宁说教授们本身已被降格为政绩的“挖矿机”。

    为了让“学术流水线”多出成果，部分地区还采用了工业化时代泰勒式“计件工资制”，规定哪级主管部门立项的课题，哪级核心刊物发表的论文，哪个行政级别的评奖，学者可以获得多少物质奖励。诚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暴涨的论文数量和专利已经证明了这条“真理”在学界同样有效，只是靠金钱刺激出来的勇气，总带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卑俗猥琐，不惜弄虚作假甚至违法犯罪行为渐渐增多。

    相对于权力为制造政绩而引诱学者沉溺于功利追求，更具腐蚀性的是官员直接利用权力巧取豪夺学术名望：从考试入学到课程通过到论文完成，没有做过一点“学术研究”，却顺利拿到博士学位；因为身居科研机构要职而在课题立项或职称评定时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不学无术兀自顶着学者桂冠招摇过市，堪称学术不端的“最高级形式”。

    学界的乱象迫切需要整治，但让人为难乃至畏难的是，仅仅依托行政高压来整治学术不端行为，不但可能出现“五十步笑百步”，更可能发生“百步笑五十步”的诡异情形，抱薪救火只会引火烧身。为尽快扭转引发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学术不端频发局面，揪出几个学术不端的案例，严加惩处，以儆效尤，既是必要的，也是适宜的，但真要拨乱反正，恢复学术研究的规范，激发学者科研积极性，促进学术发展，还必须抓紧改变权力凌驾于学术之上的体制性原因，学术和学界的自主、自由才是学术共同体成员自尊、自律的前提。

    （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