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决培训机构“跑路”问题，必须彻底厘清到底谁来管，或者哪几家共管，如何协同。只有责任落实到位，才能收到釜底抽薪之效

    ■顾骏

    有媒体报道，近日广州市天河区旭日教育培训中心突然关闭，法人代表宣布“无法运行”，学校不但拖欠了全体教师两个月的薪水，共计近20万元，还让200多名付费学生既无学可上，也拿不回预付的学费。其中，有的学生的预付费高达六七万元。

    旭日教育培训中心发生的这一幕绝非个案。仅2013年下半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也先后发生多起教育培训机构倒闭事件。不少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完全按市场化方式运作，收费昂贵，还往往以优惠为名，引诱家长交付数年的巨额预付费。一旦办学者卷款逃跑，留下教师和家长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即便报案，一时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失联”的办学者。

    企业卷款逃跑在市场上不是新鲜事，在资金链紧绷的当下，见诸于媒体的更多。走掉几家教育培训机构为什么成了稀罕事？原因无他，只是因为国人心目中“教育”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不要说卷款逃跑，即便谈一下钱，都显得有些自我亵渎。

    可事实是，尽管有些机构顶着“公益性”或“非营利”的光环，干的却是借误人子弟来谋取暴利的勾当。轻信乃至盲信的人，只有在事实面前才会大彻大悟，只是悔之晚矣。

    老百姓善良，容易受骗，这不奇怪。奇怪的是，堪称“百事管”的行政部门，从专职管理企业注册和运营的工商管理部门，到把关民办非营利机构注册登记的民政部门，再到教育部门，在这些居心叵测的培训机构注册、运作和逃跑过程中，并未充分发挥监管责任，甚至事发后面对受害者的投诉，或隐而不显或推诿塞责。监管形同虚设，卷款逃跑怎么会不日见增多？

    培训机构之所以能“胜利大逃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在流行的预付费制度。服务包括教育培训有一个过程，预收费一次性交付，但开支是逐步实现的，这中间的时间差代表着巨大的不当得利空间，历来都是不良企业从容脱逃的通道，不独教育培训机构，多个服务性行业都有机构所有人借此逃离的不良先例。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何以至今未见行政管理部门采取强而有力的举措，彻底关闭这个通道？

    关闭这个通道，不是简单要求禁止预付费，代之以上一次课交一次费用，而是希望建立一种机制，来防范预付费必定存在的风险。须知，房屋预售虽然有土地和大量建材甚至初期施工成本等实质性抵押物，政府还要规定，整体建筑必须达到什么要求才能申请预售。为什么服务机构的预付费就可以轻易到手随便脱逃？能不能强制要求服务机构将预付费保交由某个第三方保管，按照一定要求和程序，分批交付给服务提供机构？能不能建立严格的保证金制度，凡需要预收费的服务机构必须先行存入第三方机构一笔相应比例的资金，作为信用担保，万一发生倒闭或“跑路”，可以用此资金弥补相关的利益受损方？能不能想出追捕方法，让“失联”的把戏玩起来不那么容易，卷款路上有大概率被抓捕？办法多了而且管用，即使预付费再诱人，相信机构所有人也不敢随便动“跑路”的脑筋。

    办法总比困难多，但没有人来想办法，甚至有了办法也不采用，那问题到哪天才能解决就难说了。按道理，身为教育培训领域天然的秩序维护者，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尽到更多责任。但在现行体制下，许多打着“教育培训”旗号的机构并不需要到教育部门登记注册，教育主管机构即便看到其中的猫腻，也多作壁上观。该管的管不了，管得了的却不管，漏洞之外，还有大门洞开——一出事情就说教育或教育部门有问题，这已经没有任何新意。当前，要解决培训机构“跑路”问题，必须彻底厘清到底谁来管，或者哪几家共管，如何协同。只有责任落实到位，才能收到釜底抽薪之效。（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