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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时代，写出自己的地平线报告

首页 > 教育新闻 > 教育杂谈/2019-10-02 / 加入收藏 / 阅读 [打印]

我耳畔一直回响着一首歌：《我和我的祖国》。“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海的赤子，海是那浪的依托。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笑的漩涡，我分担着海的忧愁，分享海的欢乐。”

我心里一直回响着两句话：我是有祖国的人，生命为祖国澎湃；教师，一个精神灿烂的人。只有生命为祖国而澎湃，精神才会灿烂；精神灿烂的人，才会为祖国放声歌唱。

我手中一直握着三样工具：笔、书本、黑板。用笔写好教书育人的故事，用书滋养孩子的身与心，用黑板演绎未来的理想。三样工具编制了我教育壮美的诗篇，美的诗句飞向湛蓝的天空，向着太阳微笑。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张讲台。三尺，但在我心里，它无边无涯，连着蓝天、大海，连着山巅、田野，连着古与今、中与外。我爱这讲台，我的生命在那里延续。其实，那张讲台连着的是那远方的地平线。我瞭望地平线，追逐地平线。于我而言，地平线的最高价值是：让我永远追随时代的脚步，不断向前、向前、向前。这地平线是我的理想、信念和使命。

这一连已快60年了，尽管后35年不是在校园里连着，而是在教育管理的机关里、在教科研究所里、在家里，可是那根线一直没有断，相反，那情怀越来越浓，那情思越来越深，那地平线还是那么遥远，却始终向着地平线。用那根线，把我牵引到可知又不可知的未来，但未来肯定美好。

我感恩伟大的祖国，感恩伟大的时代，赤子之浪永远忘不了那大海的依托。我要向祖国交出地平线报告。

母校照亮了我的心灵

我，1941年12月出生在江苏启东的吕四渔场，长在大海边，那里似乎离地平线很近。海水无私地养育了我，望不到边的彼岸让我有永远的想象。但大海没有给我足够的勇气，也没有给我足够的底气，六七岁时我就离开了它，来到了南通城里。那时，南通城狭小，也显得陈旧，可那里有条濠河，环绕着城市，清澈，淙淙流淌，不声不响，像条玉带。更可喜的是，濠河连着通吕大运河，而大运河又连着大海。总之，我没有离开过水。大海没给我足够的勇气，却给了我说不清的情怀和无限的期许，没有给我足够的底气，却给了我慧心慧根和内心的坚韧。

更为重要的是，那濠河旁是我的三所母校：南通师范学校第一附小、南通中学、南通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第一附小，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年就接纳了我，而且整整六年没收我一分钱，无论是学费、杂费，还是书本费——20世纪50年代初，我就享受了免费的义务教育。没有新中国，我能进小学读书吗？能有我的今天吗？南通中学，是南通地区最好的中学，英才辈出，我在那读了三年初中，永远忘不了诗人校长、化学家副校长、数学家老师……南通师范学校，这所全国第一所独立建制的中等师范，战争年代南通的第一个党支部，照亮了我的心灵，为我铺就了一条教师之路。

大海、濠河、濠河旁的三所母校，培育了我爱教的情怀，铸就了我为师的品格，锻炼了我从教的能力。这一切都闪耀着新中国的光芒，祖国的新生让我这穷人家的孩子享受到最好的教育。

螺丝钉也有个性

1962年，我中师毕业，面临工作分配。可是恰逢自然灾害，国家极度贫困，就业面临极大的困难。

一直到暑假结束，快开学了，我才接到了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任教报到的通知。其他同学分到哪里了呢？在哪些学校当老师？到了二附小才知道，这一届四个班的毕业生只分配了几个人当教师，我班有两人，其中有我，其他的分配到企业，不能当教师，还有的在家待岗、待业。这，我根本没有想到。是谁推荐了我？心里疑惑，但无法打听，后来有人告诉我，是校长和老师们集体讨论的。那时候哪有什么“走后门”一说啊，我又没有什么背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清贫、穷困，老母亲为别人洗衣服、敲铺马路的小石子，哪有什么关系啊？可是幸运之神就这么落到我头上。清明、风气正，这是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啊！我感慨无限，感恩我的祖国，我没分担“海”的忧愁，却分享了“海”的幸福与欢乐！我心里冒出一个强大的声音：把所有的一切献给孩子，献给教育，献给祖国。

走上讲台，第一年就教六年级毕业班，可我什么都不会，懵懵懂懂，跌跌撞撞。校长说，年轻、没经验，没关系，学校相信你。又说，担任毕业班班主任，一开始就教毕业班语文，是挑重担，也是难得的机会。那个年代我们的价值理念是：甘愿当一颗螺丝钉，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工作的安排就是我的任务，一切服从学校决定。这一价值理念并没有湮没人的个性，螺丝钉是闪亮的，在哪里都可以放光。

清楚记得，大概是学期中我接到通知，校长、主任和老教师要听我的语文课。我当然答应。那次，我教的是一篇议论文，节选自毛泽东的著作，课文题目是编者所加：《桃子该由谁来摘》，说的是躲在山上的蒋介石，抗战胜利后下山来摘胜利果实。我向师范学校的恩师羌以任先生请教，他从问题的提出(观点)、问题的研究(论证)、问题的解决(结论)三个方面分析，帮助我设计教学。我心领神会，教学过程实施顺当，自我感觉不错。事后才听说，听课的教师啧啧称赞，给我一个大大的肯定、大大的鼓舞。从那时起我记住了：教学需要设计，设计需要研究，研究要下功夫。我也记住了：年轻人应当有虎犊之气，勇于探索，成长之路就在脚下。

地平线在召唤我。现在回过头来看，螺丝钉不只是一个标准件，它也有个性。是螺丝钉总会起作用，总有它的价值。我也知道，那个年代同样倡导教学艺术、教学风格，教师的创造性永远是可贵的。

地平线永远在闪光

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特殊的时期，就在停课、复课闹革命之间，我们都没有停下教育的步伐，首先“复”了我教书的心愿。我们组织了宣传队，在街头演出节目，歌唱中国共产党，歌唱祖国。就在那时，我学会了写剧本，排练节目，学会了拉手风琴。我的作品常常获奖，后来进入南通市文艺创作班接受了文学艺术创作的洗礼。一次，话剧团导演对我说，你写的剧本理性多了，感性少了，激情少了。从此我知道，感性应是灿烂的，激情可以成就一个剧本，成就剧中的一些人物，也会成就一个好教师。我写剧本，排演节目，是在激扬生活，教学生不是在舞台上表演，而是教学生在舞台上生活。也许正是这一认知，让我后来对同事李吉林的情境教育有感觉，向她学习，也支持她。

生活不会欺骗我们，日子总是我们的老师。我没有荒废时间，对党始终忠诚，对祖国始终信任，对教育始终热爱。我和我的祖国永不分离，赤子之心永不改变，浪花永远在大海之上欢跃，地平线永远在闪光。

后来，教育教学走上了正轨。恢复学校秩序，这是教育教学的基础和保障。让上课正常起来，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做什么呢？

李吉林，这位从小学教师里走出来的儿童教育家，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她有更高的追求，也正因为此，她才成为儿童教育家。她对我说：“我要克服一个女人的弱点”，又说“要把丢失的时间重新捡回来”。一个女人承认自己的弱点，而且要克服，可见她有一种“大丈夫精神”，那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个教师要在反思中捡回丢失的时间，可见有一种意志，有一种信念，坚持自己的理想，有大视野、大格局、大境界。而这两句话，后来她又演绎为两个生动的比喻：“我是一个竞走运动员”“我又是一个跳高运动员”。事实为李吉林作了最有力的判断和证明，情境教育之花开在中国大地，又在国外“香”了起来。

我与李吉林老师在一起，参与她的研究，在情境教育研究所工作6年多时间，即使1984年我调往省教育厅工作后仍参与研究，这是我的黄金时期。这6年，让我重新认识、发现了教育，教育是有规律可循的，而规律需要探索、发现、把握，这就离不开研究，教育研究不在教育之外，不是硬加上去的，也不是硬贴上去的，就在教育本身，是教育的题中之义；一个好教师，不仅要爱教育，还要研究教育，抑或说，教育研究是对教育最为深沉的爱，好教师之好有诸多要求，教育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好”，要做一个研究型教师，努力做一个学者型教师；研究，不能离开教学，不能离开儿童，要凝聚为一个使命——教书育人。这一信念与使命一直伴随着我。

记得一次李吉林老师对情境教育之“情”有一些新的想法。情境教育只讲“情”不讲“理”吗？“情”与“理”相悖吗？“情”与“理”如何融合？她邀我去高校请教教授，有华东师大的杜殿坤教授，上海师大的吴立岗教授，南通师专的徐应佩、周涌泉教授等。多少次的拜访，多少次的讨论，多少次的梳理，记不清了。其中一次是在南通的南公园宾馆，晚上杜殿坤教授作了讲解；一次是在无锡，我们向吴立岗教授追问个性发展问题；一次是在校园里，徐应佩、周涌泉两位教授侃侃而谈，而忘了在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与自行车……这一切都让我发生一次次的转换与提升。于此，一颗种子悄然播在我心中，逐渐长成一棵树，根深植地下：做学者型教师，以研究的方式做教师，以研究的方式做事。无论身在何处，地平线总是向我张望，发出深情的召唤。

生活本身就是机遇

人生总有一些机遇。

我坚定地认为：机遇不是外来的，是镶嵌在生命之中的；机遇是人创造的，否则，机遇在你面前，你都会茫然；正因为此，机遇时时都存在，生活本身就是机遇的另一种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