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校车安全无可争议地成为“关注焦点”。也是因为校车安全，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政策重新“浮出水面”，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话题。不可否认，作为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代名词，撤点并校曾取得过很大成效，但时至近日，尤其是去年各地频发的校车安全事故，让更多的人开始思考这项政策尤其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与弊、功与过。

  转眼间，撤点并校已走过10年时间，自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下称《决定》）中提出“撤点并校，举办寄宿制学校”开始，这项规模浩大的撤点并校运动已经迅速而直接地改变了中国的乡村教育，影响到每一个农村家庭。

  当乡村没有了学校

  “应该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实施，明显改善了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扩大了校均规模，在提高农村学校办学效益、提高质量、促进普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国政协委员、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院长秦和说。

  提及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出台的初衷，毫无疑问是促进农村义务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在保障每个农村儿童能够得到平等教育机会的前提下，对农村教育资源的合理、有效、切实可行的优化与整合。

  但现实的情况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利益驱使下，片面理解文件精神，在执行政策时，重点在‘撤点并校’，而往往无视‘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由此才掀起了长达10年至今不衰的‘撤点并校’热潮。”全国政协委员、旅港福建商会理事长兼旅港福建商会教育基金有限公司主席林铭森说。

  而这个热潮最直接的后果是，根据民进中央向今年两会提交的提案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10年间，我国农村的小学减少了一半，从55万所减少到26万所，平均每天消失56所农村小学，初中从6.4万所减少到5.5万所。

  而隐形的后果，在林铭森委员看来，并校后许多原来就近上学的学生产生了住宿费、伙食费、交通费等，相当多的家庭因孩子太小，家长不得不放弃工作去陪读，又增加了房租成本；即使走读的学生，也增加了交通费。这些费用比就近上学高出4倍以上，许多家庭因此背上数万元的高利贷，因此出现较多的辍学现象。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后果，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郭晋云将之总结为“四难”。一是农村小学生出现新的“上学难”，二是农村中心小学出现“应对难”，三是校舍闲置破败，农民内心“接受难”，四是家长陪读，农业生产效益“增加难”。

  郭晋云委员说，在湖南省衡南县、衡阳县、祁东县等农村，80％的中小学校在布局调整中被停办，为此学生得去距离村子三四公里甚至5公里远的乡镇中心学校或联校上学。

  而当大量的学生涌入乡镇中心小学，因为后者没有相应的教学硬件和师资，造成人满为患，为此一些学校一个班达到90甚至100人以上，“一个班这么多的学生，再有能力的老师也没办法把握好课堂教学。本来农村学生基础就差，来到乡镇学校，再加上班级人数多，教师没办法实行同步教学，学生间的学习成绩差距越来越大。”郭晋云委员说。

  不仅如此，郭晋云委员发现，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很多“普九”期间村民辛辛苦苦建成的学校大多被关停，甚至有些刚凑齐资金修建的学校，没来得及招生办学，就被撤并了，或养鸡养猪，或闲置，很少利用起来，让农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内心极难接受。

  布局调整的后遗症不仅体现在教育领域，还延伸到文化生活。在林铭森委员看来，没有学校的乡村正加速衰亡，“在撤点并校过程中，邻近几个村常常为撤并的教学点发生冲突甚至械斗，这充分说明村民对学校的深厚感情”，“在传统的乡村文化中，学校是文化的传播中心，学校和村民、乡村文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群落，没有了学校，带来的是乡村文化的断裂和乡土认同的迷失”。

  政策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为什么政策的初衷和现实有如此大的差距？民进中央在今年两会期间，特别提出《关于制定〈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若干规定〉的提案》。这份提案特别提到，虽然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总体上应当肯定，但在撤并中存在工作简单化、程序不规范，以及撤并后办学条件没跟上等问题。不少地方不顾实际，提出“小学进镇”、“初中进城”，有的地方甚至提出要“消灭农村教育”。

  其实，针对撤点并校，《决定》是提出了明确要求的，比如应“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配置学校布局”，比如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防止因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

  但在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参政议政部综合处处长姚立迎看来，许多地方在执行《决定》时，偏离了布局调整的初衷，以整合教育资源为借口，把撤并当成了唯一目的，其实质是为了方便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的管理，并减少教育投入。

  “由此造成的现实情况是，越是交通不便的地区，撤并的力度越大，甚至发生过强行撤并事件。”姚立迎委员说。

  对于撤并，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庞丽娟曾做过详细的调研，她曾撰文指出，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一方面急速地大规模撤减农村中小学，以“提前”、“超额”、“提速”完成布局调整为口号和目标；另一方面又盲目地追求合并后中心学校的办学规模，以办“大校”、“花园式学校”等为办学方向，脱离农村实际。

  “10年的撤点并校，最大的问题在于‘一刀切’，没有听取当地村民的意见。他们是否愿意撤了村小、乡小？如果他们愿意在自己村里接受最基本的教育，政府就得尊重他们的意见。”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河南省委副主委舒安娜一语中的。

  其实，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中的问题，尤其是“过急过快”、“一刀切”的问题，主管部门不是没有注意到。2006年6月，教育部就曾下发通知，要求实事求是地做好布局调整工作，特别是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立足本地实际，“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可暂不调整，严格防止以布局调整为名减少教育投入”。

  但各地的布局调整步伐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下来。

  多做一些调查和评估  多听听群众的意见

  “国家有关部门应对实施了10多年的撤点并校工作的效果做实际的客观评估，真正落实义务教育法的规定。”林铭森委员说。（下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