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教师“自白书”里的爱与痛

首页 > 教育新闻 > 教育杂谈/2014-12-26 / 加入收藏 / 阅读 [打印]

    当“教书成副业”得不到有效的制度纠偏,劳心劳力的“周鼎们”就可能会承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心灰意冷甚至选择回避和逃离。

    ■杨朝清

    “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四川大学教师周鼎的“自白书”近日在网上火了。周鼎表示,一直以为教师最重要的工作是上好课,但如今教学似乎成了副业,这让他非常失望。该校不少学生在网上表达了惋惜,因为公选课时周鼎的课曾几近挤爆选课系统。(12月24日《南方都市报》)

    虽然周鼎老师表示此举系“酒后吐真言”,“自白书”却让我们看到一位教育从业者的爱与痛。在坚硬的现实面前,一位潜心教书育人的大学教师,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激励和认同,反而在教育资源分配格局和社会评价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比较差异下的心理落差,进一步加剧了相对剥夺感;“教书成副业”的挫败感和失落感,让一位热爱教书育人的老师选择了退出公选课。

    一没有科研经费,二没有职称,周鼎老师成为教师群体里的非主流。在高校现行的考评体系中,科研实行量化管理,教学缺乏相应的考核和评价,从而导致科研成为“自留地”,教学成为“公家地”。一些教师千方百计地申报课题、拿项目,名利双收;一些教师在教书育人上费尽心血,却长期坐在“冷板凳”上——生存生态的鲜明反差,自然会让高校教师在“生存理性”的驱使下,遵循心照不宣、约定俗成的“潜规则”。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言,底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是一种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最低道德保障”。虽然底线有着相对稳定的容量,但在时下的社会生活中,这样的底线经常被突破,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常态。当高校教师不再安心或者不再甘心教书育人,我们不得不对高校现行的考评体系和激励制度进行叩问和反思。

    伴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不同高校之间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教学质量难以进行比较,科研成果却可以进行量化评比,于是,科研成为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科研压力犹如一个“紧箍咒”,裹挟了大学老师太多的喜怒哀乐;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不少大学老师身不由己地裹挟在申报课题—发表论文—财务报账的流水线上。在浮躁和功利的搅动下,学术造假、科研腐败等失范现象层出不穷,损伤了高等教育的社会认同。

    长期以来,人们通常将大学老师看成一个同质性的整体,却忽视不同的大学老师在教育背景、生活经历、兴趣偏好等方面的差异。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大学,既要有一些热心科研的大学老师,也需要有一些潜心教学的老师——“重科研轻教学”的考评体系之下,那些深受学生欢迎的“好老师”难以完成科研任务,难以在职称评定、发展晋升、薪酬待遇上得到肯定,应该去哪里安放自己的教育梦想?

    “教书成副业”的最大隐忧,不是大学老师的身份错位和角色迷失,而是由此带来的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和人才培养水平降低。当“教书成副业”得不到有效的制度纠偏,劳心劳力的“周鼎们”就可能会承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心灰意冷甚至选择回避和逃离。如果要给予“周鼎们”更多的希望和光亮,就必须从扭转教学科研之间的对立冲突关系开始。

    早在2012年4月,教育部就出台了《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指明了方向——加强教师遴选,改革考评机制,创新激励制度,激励教师把主要精力用于教书育人。因此,杜绝“教学成副业”并不缺乏制度设计,而是已有的规则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只有健全社会规范的实施操作系统,让制度发挥应有的效力,教书育人才会真正实现价值排序的归位。(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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