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稳在“粟米街”门店分拣樱桃。朱慧花 摄

李稳与“粟米街”门店团队人员。朱慧花 摄

    ■本报记者 王强 李见新 倪秀 熊杰 通讯员 朱四倍

    3月18日，河南省信阳市一个3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两张办公桌，两台电脑，几十筐新鲜水果整齐排列着。

    一个长相清秀的女孩从水果筐里称出相应的沙糖橘，包好，贴上订单签，动作一气呵成，相当熟练。这是信阳市“粟米街”门店的一幕。

    电脑上处理订单的男生叫王正兵，称重打包的女孩叫李稳。两人分别是信阳师范学院2014届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专业和旅游管理专业的毕业生。

    由于种种原因，两人在毕业季的就业大潮中没有找到固定的工作。于是，他们筹划创办了“粟米街”，通过微信、微博等平台出售新鲜水果。

    开业不到1年，“粟米街”在信阳高校已经无人不晓。去年圣诞节和今年元旦期间，“粟米街”的微信公众平台甚至出现因订单太多而瘫痪的情况。

    随着业务的扩大，“粟米街”在信阳市区内建了一个迷你版的物流中心，聘请了几十名在校大学生当兼职快递员。如今，“粟米街”已盈利10多万元。

    活泼开朗的李稳对记者说：“‘粟米街’走到今天，我才明白就业的路有千万条，大学生不能钻进靠‘铁饭碗’就业的死胡同，只要能找对路，隐性就业也有春天。” 

    像王正兵、李稳这样，在毕业季没有找到固定工作，索性不当“上班族”，而是开网店、自由撰稿、全职做家教的，这种非传统的隐性就业形式正越来越受到90后大学毕业生的青睐。

    然而，尽管有不少人每月赚的钱与在公司就职差不多，甚至更高，但目前隐性就业者背后的权益保障缺位，社会缺乏足够的理解、支持也是不争的事实。在就业形式趋向多元化发展的时代，为什么有那么多大学毕业生甘当隐性就业族？隐性就业背后又存在哪些问题？如何从制度层面上来保护他们？

    工作环境、时间宽松自由——

    新常态逼出隐性就业

    3月初，广东珠海，来自山西太原的武龙在租住的房间内敲打着键盘，写着自己的原创小说。

    2012年大学毕业后，武龙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找工作，而是自己在家当网络写手，最开始是帮别人当“枪手”，由网站出主题，自己负责写稿，以字数计算稿费。那时，每月收入3000元至8000元不等。后来，武龙自己单独写小说，再出售给网站发表。

    “一家名为‘一起读’的网站上的《阴府协警》就是我的作品。这部小说的版权被这家网站买断了。”说起这部得意之作，武龙很兴奋。“我很喜欢这种状态，相比传统工作，自己的生活更加自由，也更能释放个性。”武龙说。

    如今，因对自身工作的收入不太满意，自己到外面兼职从事另一份工作，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不在少数。

    浙江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伍宸分析，由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缩减人力资源开支成为各大企业维持利润的重要手段之一，刚毕业的大学生收入普遍不高，“最难就业季”已经成为大学生就业所需要面对的新常态。

    “在此背景下，众多未能通过传统就业方式找到工作或对自己找的工作不满意的大学毕业生，唯有采取隐性就业的方式以暂时缓解未能就业或就业质量不高的窘境。”伍宸说，诸如网站、微博、微信就为广大青年学生隐性就业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和平台，互联网科技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隐性就业的机会。

    国家开放大学研究员姚文建认为，与传统就业形式相比，隐性就业相对宽松自由的工作环境、工作时间，较高的收入以及较强的自主性等因素，满足了90后大学生的心理预期与个性化需求，受到大学生的欢迎。

    姚文建认为，经济社会全方位转型升级，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目前我国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还不能很好地满足这一需求，这也影响和推动大学生走向隐性就业。

    姚文建表示，隐性就业带来的利好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提高了实际就业率，二是推动了劳动力合理流动，三是拓展了大学生的就业选择和渠道，有利于大学生创业和多元就业。

    “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来讲，大学生隐性就业都是值得肯定的。”姚文建说，“照此趋势，隐性就业将来也有望成为大学生就业的新常态。”

    没社保、随时有可能被辞退——

    大学生隐性就业有隐忧

    “我觉得自己像一只没找到大部队的燕子，没有了方向感，恐惧、担心、迷茫，但又不得不振翅高飞。”回顾自己从辞职到现在隐性就业的感受，杨芹（化名）觉得自由的表面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担忧——没有社会保障，兼职工作可能会被单位正式的员工取代，心理压力大。

    2012年，从西南某高校毕业后，杨芹在成都顺利找到一份工作，学新闻专业的她选择在一家媒体做网络编辑。但是，工作两年后，她便辞职回到安徽池州老家。 

    “辞职回家后，才发现找工作真的很不容易。”杨芹说。很多公司不仅工资很低，福利待遇方面也根本无法与之前的工作相比。而这个时候，杨芹之前在成都缴纳的社保、公积金等也已经停止缴纳。

    如今，由于一直没在固定的单位缴纳社保、公积金等，以前所缴纳的部分也没有转回来，对于杨芹来说，这方面的保障算是彻底没有了。

    回家快3个月的时候，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杨芹找到了一份兼职的网络编辑工作，负责维护媒体的微信以及完成一些频道新闻资讯的更新任务。虽然事情繁杂，但可以在家上班，每个月工资3500元左右，但没有任何保险、公积金，也没有任何福利。 

    “工作量跟正常上班差不多，只是时间比较有弹性，可以自由安排。”杨芹说，她现在的工作就是每天做好网站的热点整合，推送当天的微信平台内容，有时候也有一些临时的任务安排。每天的工作时间差不多是上下午各3个小时，但根据效率有所变化。

    剩下的时间，杨芹则可以自由安排，看书学习或者做些其他的事情。

    “像我这样的隐性就业族，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但我们也是在靠自己的劳动挣钱。”杨芹说。对于亲朋好友的询问，现在她也从不好意思到坦然面对了。杨芹说，“为什么要歧视我们这种自由职业者呢，难道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双手在挣钱吗？” 

    谈到对隐性就业的体会，杨芹说：“对于这种隐性工作，如果你把它当作是多一份收入的工作，感觉可能会好很多。享受这种自由、无束缚的感觉，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建机制，保护“隐性就业族”——

    让隐性就业成为显性就业

    隐性就业有其正面效应，不仅解决了大量青年学生就业问题，维护了社会稳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仍需要正视它背后存在的种种问题。

    在伍宸看来，隐性就业从业者的合法权益缺乏相应保护机制。“由于隐性就业是分散性、个体性就业方式，因此很难得到周全的权益保护。”

    由于受传统思维模式影响，隐性就业在现实中得到不公正评价甚至是非难。由于隐性就业者所从事的行业大多是新兴行业，因此在很多家长眼中被认为是游手好闲或者说是“不务正业”，这一方面给隐性就业者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也让更多“准隐性就业者”望而却步。

    姚文建也认为，大学生隐性就业存在一些问题。“隐性就业族在工作和收入方面的隐蔽性、流动性、盲目性、间断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以及自身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导致他们缺乏安全感、稳定感与归属感。”

    伍宸认为，大学生就业者户籍所在地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统计就业者基本信息，提供就业指导和职业规划，并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法律和经济帮助等。毕业生所在学校要统计隐性就业者具体工作内容和去向，成立隐性就业者互助协会等。

    “还应该努力营造良好的隐性就业的社会舆论环境。”伍宸说，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多元性特征日益明显，同时有组织性的就业机会也会越来越少，因此也必然造成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隐性就业方式。可以预期的是，今后隐性就业将成为一种常规的就业方式。

    “最后，需要从政府层面完善隐性就业的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隐性就业将成为普遍性就业方式后，与此相关的各种纠纷以及权益受损现象，也必然会普遍性地存在。因此，亟需政府出台与此相关的权益保护法案和规定，给予隐性就业者最大程度的保护。”伍宸说。

    姚文建认为，应采取综合措施，引导大学生理性对待隐性就业，进而规范隐性就业，使其最终成为“显性就业”。一是借鉴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建立新的管理机制，为隐性就业大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更加灵活的法律保障，消除法律盲区、死角，让“隐性就业”走向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