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的著名散文《海燕》，是他在1927年5月间赴欧洲学习和考察途中于海轮上所作。初次发表于同年6月上海出版的《文学周报》第273期，后来又被收入他的散文集《海燕》（1932年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之中。

　　现在我们所见的他写于这一段历时一月有余的漫长海程的散文作品，除《海燕》外，还有《我们在ATHOS上》《离别》《ATaMer》《大佛寺》《阿剌伯人》《同舟者》等篇，系他与同船旅伴陈学昭、徐元度、袁中道、魏兆淇相约，集各个所作寄交《文学周报》出版的《阿托士专号》的一部分。

　　曾经在北京身受了“五四”革命运动洗礼，并且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朋友一度热情投身于社会改革宣传的郑振铎，于1921年春天结束了学生时代来到上海，随后进入商务印书馆，从事文艺刊物编辑工作以及写作和研究。但这并不表明，他不再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或对政治产生厌倦，相反，“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仍然在不时激励着他。一有机会，他那同时代要求、人民愿望相合拍的爱国主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便会强烈、鲜明地倾泻出来。

　　1925年，“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郑振铎义愤填膺地写了不少谴责帝国主义屠杀者、呼吁国人猛醒的文字，与战友胡愈之、叶圣陶等一起创办了言辞激烈的《公理日报》，并积极参加了商务印书馆职工的罢工斗争。1927年春，上海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连续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与起义，但最终遭到投向帝国主义和中国大资产阶级怀抱的蒋介石的残酷镇压而告失败。作为党外人士，郑振铎曾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他对国民党右派罪行的坚决抗议，从而站到了革命一边。“四一二”反革命事件以后，蒋介石在全国疯狂搜捕、屠杀“左”派和进步分子。正是在亲友们的力劝下，为了避免无谓牺牲，加上适有商务印书馆当局愿意资助部分资深编辑出国学习考察的机会，乃有同年5月郑振铎的欧洲三国之行。郑振铎的《海燕》等散文或通讯，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产生的。由于是被迫出国，仓促成行，加上作者特有的气质和感情，使得郑振铎作于阿托士（Athos）海轮上的几篇作品，不免有时明显、有时深沉地流露出一股对祖国、对故土、对事业、对亲人的眷恋之情。这是我们在阅读当中宜加注意的。

　　《海燕》这一题材的捕捉和构思，在郑振铎后来出版的单行本《欧行日记》中有较为明白的揭示：五月二十五日，船行至香港海域，作家见有燕子低飞捕食于海上，颇为其“轻迅”、“漂亮”之姿态而“心醉”，次日夜乃写就该文。细品作品，不难看出，在内容和意境的开掘上已较日记所写的更为深广：它由深情地回忆故乡的春燕入手，谈到海上所见燕子的矫健和轻盈，进而怀疑起它们是否就是故乡的燕子？其后，自然地点出深深激荡着作家内心的巨大感情波澜：游子远离故土所难以排遣的“轻烟似的乡愁”。

　　而《海燕》的主题意蕴，据我看来，也正寓涵在倾诉那由故乡春燕的美好回忆而触发的不绝如缕的乡愁之中。

　　《海燕》开头所写的一大段文字，不妨说是一幅生动的春燕图，也是一幅极妙的江南春色素描。暮春三月，莺飞草长，柳丝轻舞，双燕绕梁；风和日丽，万物竞荣；……一派江南自然景色的气派和神韵。它足以使理解美和有感情的人赞叹，更何况生于江南、长于江南，一直被这个环境所薰染的人呢！当然，这一段主要内容还是描写燕子的活泼可爱，及其在江南春景和人们心目中所起的微妙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正因为有了这一段写故乡燕子的文字，也就为下面展开写海上燕子，写充溢于作者内心的乡愁作了必要的、顺理成章的铺垫。

　　其中，值得说及的，是文中颇为形象地抒写了燕子与人们的融洽关系。一方面，是江南人家普遍视燕子筑巢于自家厅梁之上为吉祥如意的象征，因而由衷地欢迎这些异类的“佳宾”光临；另一方面，作者也相信传说中燕子有返归旧巢的习性（古代好些诗人对此也歌颂过，如晏殊的“似曾相识燕归来”，周邦彦的“定巢燕子，归来旧处”等句），因此，不仅在文中亲切而肯定地写下了“第一年，小燕子来住了；第二年，我们的小燕子，就是去年的一对，它们还要来住”，而且，还专门引了“燕子归来寻旧垒”的诗句来加以强调。对此，人们读后，丝毫不感到生硬勉强，反而觉得颇有诗意和兴味。

　　在这里，我们自然也有理由认为，作者正是巧妙地借燕子犹恋旧巢这一习惯做比喻，来说明怀恋故土和亲人更是具有丰富感情的人之常情，并传达出自己被迫远离中国、远离故乡的无奈心情。

　　接下来，作品将读者的思路引进了第二个层次：写到了令人一新视野的海上景色和出乎意料见到燕子的喜悦，以及作者由此而引起的遐思。波涛不兴，一平如镜的浩翰大海，蓝得出奇，间有几片薄纱似的轻云飘荡其上的无垠天宇，清新潮润的空气，万籁俱寂的环境。……这一切，对于过惯了喧嚣、紧张的都市生活的郑振铎，心胸因而极大地开阔，不能不感到十分美好，为之沉醉而杂念俱消。虽然作者是在沿海城市长大的，也不由发出了“我没有见过那么美的海”，“我没有见过那么美的天空”的惊叹！

　　海燕的出现于万顷海涛之间，从容地飞着、捕食着，闲适地在海面上憩着，是为作者所没有料到的。他一面在惊叹、赞赏的心情下为这些小小的“海上英雄”画像，描绘了它们勇敢的、自如的活动；一面又不禁把它们同故乡的燕子联系起来，发出了“这小燕子，便是我们故乡的那一对，两对么？便是我们今春在故乡所见的那一对，两对么”的疑问。当然，这儿所说的海上燕子决不可能是故乡所见的燕子。但它们确是燕子而非如某些人所猜测的“海鸥”。不错，海上最常见的鸟类海鸥也被通称为海燕，但海鸥的形态与大陆候鸟型的家燕有着不容混淆的区别。而从郑振铎在这里所写的有着黑色羽毛和剪刀状尾巴的外形看，只能认为是燕子所特有的。那么，他为什么不直称燕子而称之海燕呢？我以为，也许是沿袭人们的习惯称谓吧。有趣的是，我们随便翻阅一下，可以从李清照的“海燕未来人斗草”（《浣溪沙》）、冯延己的“穿帘海燕双飞去”（《鹊踏枝》）这样的词句中，找到较为有力的佐证。当然，也可以根据燕子确实飞翔于海上这一事实，设定作者别无它意地直截地用了海燕这个名词。

　　人的思想感情是微妙而复杂的，通过文学艺术来表达的方式往往也是多样而巧妙的。就以上述作者关于海燕可是故乡春燕的疑问为例，读者宁愿相信，作者自己未必会真正认为所见的海燕即是故乡见过的小燕子，而所以这样设问，显然是出于把它与故乡可怀念的种种联系起来的企图，从而达到宣泄作者那为时不长、却已难以忍受的乡愁这一目的罢了。

　　《海燕》这样写，大体上收到了预期的阅读效应。读者部分地分享了作者产生于彼时彼地的某种审美心理体验，既领略了燕子点缀其间的可人江南春色，以及海燕出没于大海波涛所表现的勇敢与闲适，也较为浓烈地感受到了作品所透露的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滋味。

　　《海燕》作为一篇散文，文笔潇洒自如，内容不落俗套，颇有些遐思奇想，清新活泼，不拘一格。这里既有现实所见的海景和海燕的形象描绘，也有对故乡春天的美好回忆和无限眷念，更有个人离愁、乡思的情感抒发，三者错落有致、较为自然地融汇在一起。这种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在郑振铎的其他散文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郑振铎的第一本散文集，是记叙莫干山之旅的《山中杂记》，写于1926年；接着，就是《海燕》这一组散文。它们大多采取叙事、写景和抒情紧密结合的表现方法，它们的细致的观察，恣肆的文笔，热烈的情感，是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读来仍然深感兴趣的。

　　（节选自《中学语文教学》1994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