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教育经典成就名师，名师与经典彼此印证。虽然大部分经典书籍与我们远隔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但岁月的洗礼却无法冲刷经典蕴藏的智慧与魅力，虽历久而不衰，散发着永恒的光辉，为我们今天的行路人照耀着前行的路。李镇西老师与远隔半个世纪的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是如何“相遇”的？苏霍姆林斯基又是如何引领他在教育教学路上一步步走出困境，走向成功的？我们特约李镇西老师为我们讲述他和苏霍姆林斯基的故事。

    1

    我是在一种很苦闷的心情下“邂逅”苏霍姆林斯基的——

    工作的第一年，我出手打了一个欺负我班孩子的高三学生之后，校长狠狠批评了我一顿，叫我“好好想想”。那几天，我心里十分难受。

    星期天，我去逛书店。在玻璃书柜中（那时还不兴开架售书），我看到了一本薄薄的《要相信孩子》，作者是苏霍姆林斯基。也许是这个朴素而亲切的书名吸引了我，随便翻了几页，我便被里面极其平易而又极其优美的文笔所打动。一看定价：0.31元。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本书。

    当天晚饭后，我一口气读完这本124页的小册子，从傍晚到子夜。这么多年过去了，阅读过程中有一个细节至今还清晰地印在我的大脑里——当读到书中苏霍姆林斯基的一个观点时，我激动万分，情不自禁地从书桌前猛地站了起来，头顶一下撞到了悬在桌上方的一盏25瓦的白炽灯，灯盏剧烈地摇晃起来，昏黄灯光下所有的影子都在摇晃，整个屋子仿佛在旋转……晕乎乎的我感到这就是“陶醉”。

    书中那个令我激动的观点是——

    通向儿童心灵的道路，不是一条只需要教育者及时铲除杂草（儿童的缺点）的、平坦而洁净的小道，而是一片肥沃的地，儿童的各种优秀品德像幼苗一样，将在这块土地上逐渐成长。因此，教育工作者应该成为一个精心的播种者和耕耘者，应该去扶正那些正在成长中的幼苗的脆弱的细根，去爱护每一片急需阳光的绿叶。如果我们能让儿童的各种优点像幼苗分蘖似的迅速分枝，那么，他们身上的缺点就会自然而然地被连根除掉。

    这个观点在我以后的教育历程中，不但被我在文章中反复引证，而且还成了我至今坚定不移的教育信念。

    本来我是满怀郁闷打开苏霍姆林斯基这本小册子的，但当我在那个夜晚合上这本书后，我的心中已曙光初露，霞光万道！

    这本书，没有一句话是针对我打学生这个错误而说的，但全书的灵魂——对孩子的爱和信任，却不但使我深刻地认识到“打学生”这个错误的行为，而且使我第一次开始积极地从人性的角度来审视我的学生和我的教育。正是苏霍姆林斯基这位20世纪30年代就加入苏联共产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告诉我——

    人性，这才是教育的本质所在。

    我以后几十年关于民主的教育思考和探索都是从这个朴素的观点开始的。

    2

    从此，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我所能买到或借到的苏霍姆林斯基的所有著作。我曾经在三峡旅游的轮船上进入苏霍姆林斯基的《帕夫雷什中学》，心中激起的感情潮水随长江的波涛一起翻滚；我曾经坐在医院的病房里，一边守候病中的妻子一边和苏霍姆林斯基一起进行《关于人的思考》——夜深人静的午夜时分，整个宇宙似乎只有我和苏霍姆林斯基在倾心交谈……这种体验不知有过多少次了，但每一次都让我感到说不出的惬意：当我打开他的书，一股亲切而温馨的气息便扑面而来，耳畔似乎响起了一位慈爱长者诚恳的忠告和叮咛；而当我合上书，思想的晴空万里无云，我的思维的翅膀会继续沿着苏霍姆林斯基所照亮的航程自由自在地飞翔……

    我不仅自己追随苏霍姆林斯基，还“专横”地向我周围的年轻同行推荐这位迷人的教育家。我当时担任乐山一中教工团支部书记，于是，我“以权谋公”地“独裁”了一回：自作主张地从天津人民出版社邮购了二十来本该社出版的苏霍姆林斯基名著《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所有团员教师人手一册！

    自从迷上了苏霍姆林斯基，我感觉他时刻都注视着我，目光亲切温柔，随时都在鼓励着我。

    刚工作那几年，我经常和学生一起玩儿：在河边摔跤，在草坪斗鸡，在山坡野炊……结果被一位副主任提醒：“你毕竟是老师，要注意形象。”我听不进去，反而“变本加厉”——在一个暑假，我竟然带着学生下重庆、去云南、赴贵州……渐渐地，我不但听到了领导的批评：“带着学生游山玩水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老师，对学生完全不负责任！”还听到了一些老教师的讥讽：“他在显示自己爱学生啊！”

    可以想象，当时我多么憋屈！

    3

    这时候，我读到了苏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学》中，作者对自己带着学生去探险的一段描述——

    少年们夏天想进行“水上旅行”——想乘船经过水库驶入大河，然后登上某个“无人烟”的岛子……我只是现在才意识到，正是我自己使他们产生了这个想法；而当时我觉得，他们产生这个念头跟我给他们讲故事无关。可是我们没有船,于是我从新学年一开始就攒钱，到了春天，我就从渔民那里买来了两条船，家长们又买了一条船，于是我们的小船队便出航了。可能有人会想,作者想借这些事例来炫耀自己特别关心孩子。不对，买船是出于我想给孩子们带来快乐，而孩子们的快乐，对于我就是最大的幸福。

    当年这段话带给我的心灵冲击，我现在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近40年后的今天，重读这段话，我心中依然激动不已。

    这种“冲击”与“激动”应该是一种强烈的共鸣。简单地说，我感到我的心一下被苏霍姆林斯基照亮了：“可能有人会想,作者想借这些事例来炫耀自己特别关心孩子。不对……孩子们的快乐,对于我就是最大的幸福。”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我仿佛听到苏霍姆林斯基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别怕，你没错，一点儿都没错！”同时，我感到我也把苏霍姆林斯基这段话照亮了，我以一名中国青年教师的名义，用自己的案例为苏霍姆林斯基这段话加了一条中国式的注释，增强了这段话的真理性。

    所以我后来说，真正的阅读应该是作者和读者的“互相照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那次和苏霍姆林斯基的“互相照亮”，我有底气一直和学生保持着几十年的“摸爬滚打”，直到退休。

    正是苏霍姆林斯基对我的鼓励，从我参加工作之日到我女儿出生，连续5年的寒暑假，我都安排一次与学生的旅游：我曾与学生站在黄果树瀑布下面，让飞花溅玉的瀑水把我们浑身浇透；我曾与学生穿着铁钉鞋，冒着风雪手挽手登上冰雪世界峨眉之巅；我曾与学生在风雨中经过8个小时的攀登，饥寒交迫地进入瓦屋山原始森林……每一次，我和学生都油然而生风雨同舟、相依为命之情，同时又感到无限幸福。这种幸福不只是我赐予学生的，也不单是学生奉献给我的，它是我们共同创造、平等分享的。或者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孩子们的快乐,对于我就是最大的幸福。”

    4

    我从《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了解到，他把“难教儿童”（即我们常说的“学困生”）当作科研对象来研究，长期跟踪记录。他先后为3700名左右的学生做了观察记录；他能指名道姓地说出25年中178名“最难教育的”学生的曲折的成长过程，其中107名“智力发展极端迟缓”的学生，被培养成了“完全合格的有教养的人”，其中13名还受到了高等教育。

    读到这些文字，我感到是苏霍姆林斯基给了我对学生爱的力量和智慧的源泉。把难题当课题，这是苏霍姆林斯基给我最重要的启发之一。当时我就有一种冲动，如果我也有一批这样的“科研对象”多好！

    1995年，机会来了。当时我刚刚送走高95届一班，因为这个班高考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辉煌成绩，所以我也就被许多人认为是抓“应试”还“有两下子”。学校为了留住“优质生源”，安排我教初一“实验班”——其实就是由全年级成绩最拔尖的学生组成的“重点班”，然后将这个“重点班”一带六年，送到高三。但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实验，于是我向学校提出：能否在同一次分班考试中，将最差的学生编一个真正的“实验班”，以集中精力“因材施教”，探索教育学困生的规律？最终学校采纳了我的建议：组建了一个集中全年级学困生的“实验班”。那几年，我一个人同时担任两个分别由学优生和学困生组建的“实验班”的语文教师、班主任，学生总数131人。

    带这两个班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仅举一例：为了让每一个孩子享受成功，我和我的科任老师每次上课要备四套教案，布置四套作业，每次考试要命制四套考题……而我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带着由孩子们评选出来的“本周进步最大的同学”一起去公园玩儿。每天晚上，我都要记录当天的教育行为和感悟。其中，我对让人特别头疼的十来个顽童单独跟踪记录，写下他们每一步的成长。

    3年后，和他们“斗智斗勇”的故事，成了我《爱心与教育》《走进心灵》中最吸引读者的精彩篇章。25年后，这几十个曾让我头疼更让我心疼的顽童长大了，成了公务员、军人、教师、医生、足球教练、摇滚歌手、钢琴师、企业老总……他们又成了我的新著《教育的100种可能》中的主人公。